20世纪上半期，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坛巨子负笈海外，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汲取西洋文化之精粹，在异乡求学打拼。

徐志摩：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堂

1921年春，徐志摩到剑桥国王学院，没有专修，是个随意选择听讲的特别生。他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听过课，而住处竟然离剑桥六英里（近10公里）。徐自己承认他在剑桥“谁都不认识”，连同学都没一个。而与他乞求来英的妻子却闹起了离婚。无怪乎莎士比亚那么赞美英格兰之夏，徐志摩却说“英国几乎是没有夏天的”。该年冬天，林徽因回国，而徐志摩把妻儿送到德国，次年3月，他在柏林离婚，一个人回到剑桥。

就是在这人生最低潮之时，徐志摩动手制造剑桥神话。1922年3月归英，忽然发现“我这辈子就只那一春”。他开始写诗了，于是中国有了一个才气横溢的大诗人。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在“四五月间”剑桥的“春天是更荒谬得可爱”。徐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完全在描写乡野景色，附加描写了剑河上的古桥，完全没有说到文化学术。细读一下，就明白徐志摩在剑桥如此惊喜地发现的是：孤独。不过孤独在他的笔下很诗意。“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

这么一看，徐志摩确实不简单。美国可能把闻一多变成诗人，但他对美国那段生活绝口不提；英国可能把老舍变成作家，老舍对英国绝对无好话。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堂的，真的只有徐志摩一人。

萧乾：世界舞台上的幸运儿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OAS)中国部，本世纪有不少文化名人任过教。萧乾来到东方学院时，年龄尚未三十，已经是中国文化界名人。在这群星中，光彩不让前贤。

1939年，萧乾在香港遇到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的于道泉。于当时任教于伦敦东方学院，因故不能再去，推荐萧去伦敦接任。当时二战正要爆发，《大公报》社长胡霖趁此机会委萧乾为该报驻欧记者。于是萧乾成为二次大战中唯一直接报道欧洲战事的中国记者：英国议会关于滇缅公路的辩论、敦刻尔克大撤退、伦敦大空袭(萧乾自己差点被炸死)、英德大空战……此后又是给中国读者好消息的信使：诺曼底登陆、强渡莱茵河、进攻柏林、联合国成立、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每件大事，都被他赶上了。由此，《大公报》名声大振，萧乾也创造了长篇国际报告文学这个中国文学新体裁样式。

以上种种，是萧乾的运气，作为盟国文化界的代表，出版社约他写了四本英文书，电影公司约写剧本：作为文化界“援华会”的贵客，去英国演讲，又成为威尔士等大作家的座上宾；诺曼底登陆后，作为战地记者，又与海明威、威尔逊等并肩作战。

1942年东方学院为避轰炸搬到剑桥，萧乾就进入剑桥读硕士学位。为完成“英国心理派作家”论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列奥纳德·伍尔夫让萧乾直接翻阅抄录她的日记，而福斯特成了萧乾的忘年交——大作家直接指导写自己的论文，今天哪个学生有如此荣幸？

1949年，萧乾谢绝剑桥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职位，回到北京，参加祖国建设。

摘自《资料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