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痛苦，女儿也感觉到了。“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

妞妞真是个绝顶聪明、善解人意的孩子。事实上，离婚后我在周末像往常一样回家陪女儿睡觉那段时间，离婚一事是瞒着她的。但从我忧郁的眼神和强装出来的笑声中，她幼小的心灵已感觉到家里出事了，感觉到我内心的痛楚。

离婚令女儿痛哭

离婚手续办妥后，章含之再一次把难题交给我。她要我跟章士钊先生和妞妞交代这件事。她不敢开口跟章老谈离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会同意我们离婚；而女儿也跟我很亲，由我对女儿讲也比较好。我想：离婚已成事实，她老是不肯讲也不是事情，要我讲就讲吧。而且要我继续像做戏般度日太痛苦了，所以我也想快点了结此事。

因为妞妞暑假后会出国，我必须在她出国前告诉她这件事，所以我先对女儿讲了。记得是1973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妞妞住在北大。我斟酌了半天才开口，我说：“爸爸和妈妈感情不好，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了。今天才告诉你……”妞妞一听就哇哇大哭起来。而使我吃惊的是女儿的第一个反应，她竟然说：“我学校里的小朋友知道吗？老师知道吗？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

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路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离婚的事算是跟女儿讲明了，引得女儿大哭一场。女儿那凄厉的哭声刺痛了我的心，我对女儿的那份怜惜、愧疚，令我再次陷入痛苦中，久久无法平复。

四个月后妞妞就离家赴美了。那时我已离婚，妞妞临行我无法去机场送行，只能在电话中告别。我说着说着鼻子一酸泣不成声就说不下去了。我对女儿思念至极，不得已只好拜托上海的妹妹吟霞和弟弟君涛，趁妞妞到上海转机时，到上海机场看望她一下。那一年，洪晃十二岁，还是红小兵时已远渡重洋赴美国学习、生活了。从那时起她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也谈到了她那几年在美国寄人篱下的感受。

要说离婚后我最痛苦、最失落的阶段是在女儿赴美之后。“文革”这场浩劫剥夺了我的工作，剥夺了我的尊严。现在家没了，而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与我最亲近的女儿也走了。女儿这一走我真是牵肠挂肚，因为那时中美两国之间不能通邮，更不能通电话。我与女儿的来往信件只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传递。妞妞刚去美国时，基本上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信。每封信我都要反复读好几遍，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和安慰。到后来信就少了，可能她功课繁重了，顾不上按月写信报平安。有一次几个月没收到女儿的信，我怕她病了，内心一直惴惴不安。万不得已，我只好打电话到史家胡同询问妞妞的情况。章在电话中说了一句：“你以后再不要往这儿打电话了。”就收了线。从此我尽管仍然时常惦着女儿，但也学会了把思女之情埋在心里。

记得自1973年妞妞赴美直到1976年她返回北京，整整三年时间我都是一个人过的。那时我早已获得解放，有了人身自由。但我变成孤零零一个人，反而比关在“牛棚”里更孤独、更冷清了。最凄凉是每逢中秋节、春节时。那几年在大年三十晚上，人们可以看到，在海淀长征饭店空荡荡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人在自斟自饮，偶尔我看到在远远那头的另一桌，也有一个孤家寡人在吃饭。他就是北大俄语系党总支书记孙某某，他的夫人是苏联人。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因政治原因他夫人不能来中国了，所以他也只能一个人过了。

其实每当过年过节，还是有我的堂兄或中学、大学的同学邀请我到他们家里过。我因怕见到人家夫妻恩爱、儿女绕膝的场面会触景生情，所以总是一概谢绝。那时我常常会想起妞妞问过我的一句话：“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1976年，女儿从美国返京，听说是外交部专案组去机场接她的，但没人通知我这个爸爸，所以等到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女儿已经回来了。我当时那份惊喜和激动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