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风头之劲，甚至超过了公认的“亚洲唯一发达国家”日本。这自然引起了趋于两极的反应，有些人大声叫好，认为这是社会富裕的最好表现；也有人对此感到忧虑，认为家底远不如日本等国厚实，奢侈品消费能力却率先与富人接轨，折射出的只能是一种畸形的社会风气，更有人将其和贪腐、不正之风、贫富分化和为富不仁等联系起来。

这些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应该看到的是，在我们身边(注意是“身边”)，许多吃名牌、穿名牌、用名牌的时尚人士并非大富大贵，而是普普通通的白领甚至一般工薪族。他们买奢侈品的钱并非什么横财，而是节衣缩食，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一双鞋、一瓶香水耗去一个月甚至几个月薪水的故事，每天都可以听到无数的版本。其中一些人是乐此不疲，另一些人却是不得不捏着鼻子“奢侈”。

“奢侈品”的定义是“非生活必需的高价消费品”，既然“非生活必需”，就当量力而行。中国是个“新兴”国家，人均收入还很低，在奢侈品消费方面“超英赶日”，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其他像中国一样的“新兴”国家，几乎都经历过这种“超前奢侈”的阶段。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成为英国国王后很长时间，法国的奢侈品一直是英国王室和上层社会的最爱；俄罗斯西化之初，不但法国、荷兰的一切都被贵族们追捧，甚至不少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在自己家里放弃俄语，改用生硬的法语对话；由乡巴佬“暴发”为法兰西皇帝的拿破仑，继承了从王室气派、贵族体系直到宫殿、名画在内的一切奢侈品；而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达曼戈》中，那个骤然发家的非洲酋长达曼戈，同样把从怀表到步枪等一切他认为“高档”的东西，都一股脑挂在自己身上。

国如此，家也如此，大户人家的“公馆菜”更讲究品位、烹饪，而暴发户则特别垂青名贵食材；世家子弟的服装面料名贵、剪裁得体，但看上去却未必醒目，而乍富者则往往一身炫彩，甚至连名牌商标都不舍得揭掉。

说到底，这种“新富比旧富更显摆”的心态，是一种转型期的焦虑和不安：他们渴望获得和“真正富人”平起平坐的对待，渴望得到社会对他们新身份的认可和尊重，但刚刚富裕一点的他们，所能想到的争取手段，却只有金钱。把钱花在奢侈品上，恰反映了这种复杂心态。

不仅如此，整个“新兴”国家的社会价值标准同样处在转型期，对成功与落魄、有用与无用、值得交往还是应该排斥，等等，往往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简单到以财取人、以衣装取人、以是否“时尚”取人的地步。在家庭逐渐小型化的当代中国，对某种奢侈品、某类奢侈生活方式的共同仰慕，甚至成为许多社交圈子的黏合剂，这自然也造成了不少人“被迫奢侈”、“超前奢侈”的怪象。

要缓解这种“超前奢侈”现象，能做的事很多，然而说千道万，最终都须落实到一点：给每个人找到除金钱、奢侈外更多展现自我的空间，给成功寻得除 “财富”、“名牌”外更丰富的评判标准。俗话说“五代出不了一个贵族”，要摆脱这种狭隘心理和社会风气，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这个过程却未必不能大大缩短。关键在于社会也好，个人也罢，都应尽快让自己的头脑和品位，跟上财富和奢侈品发展的速度。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