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帮助他弟弟老三和老五立业，我爷爷还为老四安排谋生的手段。老四管理操作我爷爷为印刷大公报从欧洲买回来的印刷机。我爷爷离开天津搬到北京时，要老四把这沉重的机器拆散，运到北京。他办了，成为北京第一家此类印刷厂的厂长，印刷高质量的书法、绘画的复制品。四爷爷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物。

我爷爷只有一个妹妹叫英迪，她小时候得了天花，结果脸上留下了严重的疤痕。人人都在背后说她丑，没人会娶她。确实，她不漂亮，她也没嫁出去，一辈子独身。我在《茶馆》扮演刘麻子这个角色时，对有麻子的人的理解很大部分来自于我这位姑奶奶。她总戴着大黑墨镜。即使她在屋子里也总戴着墨镜。我想那一定是心理上墨镜给了她虚假的安全感，好像没人能透过墨镜看到她。

可她却是位很精彩的女性，很厉害。她是我这辈子上的第一所学校的校长，她定下规矩只雇佣没结婚的女性当老师，这些人性格上多少有些怪异。学校是我爷爷创办的，他安排了他妹妹做校长。我母亲总说我这位姑奶奶是文盲，但我很难想象这样成功的一位学校校长怎么能是文盲。她每星期一早上给全校训话，有时能讲三个小时。学校名为“培根小学”，听起来像“佛兰西斯·培根”，可在中文中也很恰当：“从根儿上培养起。”原本是女子学校，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大约十七八岁）。英家在不同的地方建了好几所此类开明的女子学校。在内蒙古的一所至今尚存。

在我爷爷的弟弟妹妹中，我跟摔跤冠军四爷爷的关系最铁。他有名字，可他的“官称”是“英四爷”。他对自己的摔跤职业很看重，在这个圈子里建立了自己的声誉。专业人士都很敬佩他的技巧。他们聚集在一起，每到一场比赛结束，他把对手扔到地上，大家就一起鼓掌喝彩。我特别喜欢和他一起去天桥，那是老北京的大众娱乐场所。摔跤在北京很火，那些摔跤手见面都跟他打招呼。他总是有最好的座位，一杯香茶，他尤其喜爱鼻烟。他各带我两位哥哥去看了几次比赛，接着就带我去。可每次他带我去，第二天我母亲就会向他抱怨说：“怎么老带他去？孩子一去就病，又吃多了。”而我从没抱怨过。到最后总是我赢得了陪他去看比赛的荣耀，而不是我的哥哥们。他更乐意带我去，而不带自己的儿子们。我从未见过我爷爷，可长辈们说，英四爷越老长得越像我爷爷。我在根据老舍的《骆驼祥子》改编的舞台剧中，扮演七十岁的才人车厂子的“刘四爷”，我给自己化妆成了英四爷，我母亲以及那一代的亲戚都被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给逗乐了。他们可以从我的化妆，还有我扮演的这个角色中看出我给自己定的形象是四爷爷。他通常都剃着光头。辛亥革命后，他把所有的头发都剪了，一直都光着头。他还留了胡须，可惜中国人很少能留出像西方人那样的大胡子。

直到临死，英四爷都一直很硬朗。他到我们家来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炫耀他腿上的肌肉。他就爱说：“孙孙！过来摸摸。”感觉就像块石头。他之所以是位优秀的摔跤手，这是原因之一。中国传统形式的摔跤是当时北京最流行的运动。辛亥革命后，那些以前由皇子、贝勒及太监们豢养的专业跤手们都没了饭辙。他们当中许多人就结帮来为喜欢这项运动的人们进行表演。除了带我去看比赛，四爷还给我授课，指导我摔跤。

对跤手的培训也包括按摩及用各种药物治伤。我记得八岁时和朋友打赌从一堵很高的墙上跳下来。我着地时肌肉受了伤，我母亲十分担心，带我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情况很严重，是肌肉撕裂。四爷到我家来时，我母亲告诉他，他说：“把孩子交给我。”他用酒混入一些草药，然后敷到我的腿上，还点了一根火柴让酒燃烧起来。看起来很吓人。我腿上着火时他还做了祷告。确实，第二天我就能自如地走动了。约三天之后，疼痛就消失了，伤也痊愈了。

英四爷是位很有意思、很爱冲动的人。他这人性格淳朴，特立独行。当日本人入侵中国到达长城喜峰口，即今天的内蒙古附近时，他非常愤怒，自己出钱雇了一帮人去抬担架。他亲自带领他们到前线去抬伤员，可谓是男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因为他在黑道上混得开，颇得当时老北京一些亡命之徒的佩服。

在他带我去看比赛的这几年中，我们有一套规律。下午我们去天桥，看摔跤，然后听说书。这之后他就会带我去大栅栏商业区的一家好餐馆，我们通常叫火锅，在热气腾腾的锅子里一片片涮羊肉。他会对每个跑堂或走过的人说：“看我孙孙，十四盘！”空盘子都堆在桌子上，最后结账。据他说，有一次我确实是一次就吃了那么多盘。

英四爷很赏识能吃的，也赏识有劲的。在他晚年，还能拉弓射箭。他的弓很硬，两个孩子加一块儿都拉不开。他很强壮，但个子不高。我们这一族过去都和蒙古人通婚，所以很典型的，我们的脖子和腿都比较短，但上半身肌肉都很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