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从北京到温泉可算不近，每年夏天把一家子运到那里是个不小的工程。有时情况允许，父亲会借朋友的车子，后来我们家也买了一辆。当时汽车很少见。大多数人用驴子当交通工具，相对安全，但非常慢。我记得小时候骑驴来往于温泉。之所以能记住骑驴的事，是因为我小时候调皮捣蛋干的坏事中的一件。

我小时候脸皮厚爱逞强，每次必须我的驴比哥哥的快，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如愿。有一天我们全家从温泉去西山的一个教堂，行程十五六里，我选了一头很活跃的驴子。我特喜欢听那驴子叫。我们在山脚等着的时候，堂姑英瑞良坐在我前面的一头驴上。我没耐心等我的兄弟们赶上来，就开始用一根鞭子的柄打驴子，驴子被打急了，又够不着我，就愤怒地朝堂姑的腿上咬了一口。她疼得大叫，滚到地上。去教堂的计划就此取消。我惹上了大麻烦，太吓人啦。

我堂姑被抬上山，请来了医生。她的伤口缝了不少针。

长辈们把我拉下驴子，说：“知道出什么事啦？你怎么弄那驴子啦？”

我回答道：“什么也没弄，我就想让它快点。”

我父母属于现代派，尤其是我父亲，在伦敦受的教育。给我们孩子做规矩时，他总是很绅士。他从未打过我们几个孩子，对我们都没动过一个手指头，除了一次，我哥哥若勤对我母亲不礼貌。他约十岁，我大概六岁或七岁。父亲把这事弄得好像是个仪式，让若勤靠到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屁股。我估计那肯定是英式打屁股。我们必须旁观，吸取教训，不能在我母亲面前粗鲁。我父亲不允许。

英瑞良，我那被驴子咬过一口的堂姑住在昆明，一直活到九十几岁。显然驴子没有严重伤害她的健康。她是我爷爷五弟的女儿，就是那不成器经管人力车的五爷爷。他只有一个儿子，英铸良，据说他本想把他的两个女儿英瑞良和英端良溺死。这是英氏家族里流传出来的，我祖父听说了，大骂了这个五弟，把那两个孩子带走了。于是这两个女孩在我家里长大。我父亲是独子，而她们就成了他的妹妹，后来我们孩子们一直管她们俩叫姑姑。

瑞卿姐和萍姐到我们家时都十几岁，我父母亲为她们找到了婆家。他们还尽职把我的两位姑姑瑞良和端良嫁出去，就是我祖父救下来的那两位。我父亲想为她们找丈夫，可我父亲认识的单身汉都是大学里的青年精英。这俩姑都不是冰雪聪明的主儿，哪位青年教授会看中她们？父母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把她们嫁了出去。

我记得有一个夏日，我们在院子里的大树下吃饭，大人们在谈论我的姑姑们，先是年长的那位：“瞧见没有？她开始喜欢吃辣的了！”另一位大人，可能是我母亲，答道：“可不是嘛，她是该结婚了，明摆着的事。”意思是如果一位姑娘突然喜欢吃辣的了，那就说明她有生理需求啦。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不久我父亲就带着各路年轻聪明的讲师教授到我们家来。但是有几位爱上的是我姐姐若雅，而不是我的姑姑们。情况当然很尴尬。

“王先生”

有一位很男性化的女人成了我家的好朋友，主要是因为她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把自己和我们联系在一起。她比我父亲年长很多，可比我祖父一代人要年轻些。我们这些人只知道她叫王先生。因为她坚持要我们这么称呼她。她是位颇为奇特的人物，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冯玉祥基督军的积极分子，又是同性恋。她是我认识的最离奇的人物之一。

我到今儿也没弄明白她是怎么摆平自己性倾向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但王先生献身于教会事业，当时的明确目的就是解放女性，为女性争取社会地位。

在我终于理解什么是她的性倾向之前，我只知道她有很多女性朋友。我们小时候她常跟我们在一起，她会带我们家的人去买好的水果吃，这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她要保证我们吃的水果是最高质量的。

王先生看起来很男性化，部分原因是她特别的发式。她把前额的头发剃了，所以发线很高，活像清朝旗兵的“月亮门”，剃发垂辫。民国后满洲男人早已剪掉辫子，所以像她的那种发式就很不寻常，从正面看王先生就像个男人。很显然她以前曾留过满族男子的辫子，在脖子发线处剪掉，她把前面所有的头发都向后梳，在后面加了一个发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