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在冯玉祥军队里是名小官。冯玉祥当时是西北很有势力的军阀，开始信仰基督后，用很大的一个水龙头给他的士兵们施洗：“我以圣父，圣子，圣人的名义，为你们施洗。”他边说边把水喷洒到士兵身上。王先生在冯玉祥军队里的职责很难找到和现代对称的词汇。她其中一个头衔是防疫办公室主任。她给所有的士兵都打了预防天花、霍乱和痢疾的疫苗。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入侵后，她带了一排女兵专门到火车站抓女穷人，那时她受雇于当时的伪政府，而不是在冯玉祥手下了。

王先生也是至今为止我碰到过的中国唯一公开的女同性恋。她和她的伴侣范女士同住，她非常宠着范女士。范女士是培根小学的老师，也就是后来的府右街小学。有时王先生也会在那个学校教书。我小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她是同性恋，直到后来，我和我的兄弟们才明白，不光有人宽容同性恋，还有人享受这种生活。作为孩子，长辈们是尽量让我们避开这种话题。

我意识到王先生和范女士是同性恋是后来的事，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当时开始了一个反对同性恋的宣传活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性恋又受到很大冲击。似乎只要有任何一个政治运动的兴起，她就会因为她的生活方式受到冲击，要忍受公开的屈辱。到“文革”时，王先生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可在“反右”运动中，她的尊严完全被剥夺，她被迫作常人难以启齿的供认。王先生当年有很多有影响的朋友，他们之中从没有人，包括冯玉祥本人，曾经谴责过她什么。可当这些人自己也被批判示众时，她就会被安排在台上醒目的地方，人人都能看到她。对受到的审讯，她会简单地回答：“我身不由己。”显然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怪物或在年轻一代中起到了不良的影响。在她被逼到走投无路，甚至有人指责她的生活方式是精神问题时，她也会为自己和自己的信仰作辩护。即使她受到了这般侮辱，她还是对自己的信念十分坚定，为女人在这个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努力地继续她的工作。她是个很有勇气的人。

王先生和范女士真正做到了白头到老。从小父母就要求我们尊重这对伴侣。尽管“文革”当中红卫兵用强硬的手段整她，可没多大效果。另外，因为她为中国、为女性组织过许多社会活动，她和一些政要人物有很硬的关系，在这动荡的年代对她起到一定的保护。

危险的逃离

卢沟桥事变时，我刚满八岁，因为是暑假，我们全家都在温泉。可那天我父亲在城里，而我们则被困在乡下。

人们都相互警告别惹日本人，说什么：“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吃小孩！”大家都很紧张。除非十分必要的事，像购买火柴、盐、粮食之类的事，谁也不敢出门。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了。我父亲来接我们回北京。他最终从某个大使馆借到一辆车，我不知道是哪个大使馆。我只记得那是辆福特，有外交牌照。我父亲有很多外国朋友，他是那时的国际俱乐部会员。那时候汽车极少。整家人都挤进车里，一个接一个，我们孩子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光觉得特别好玩。孩子们对改变计划打破常规总是觉得很兴奋。

到了西直门，看到想要进城的大批人群，我们都十分吃惊。日本士兵已在城墙上设了岗。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进城。

我们越靠近西直门，人群就越密越吓人，我们都很紧张。有人让我们的车停下，我们就等在护城河边上。我父亲从一位外国朋友那里拿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当鬼子兵看到通行证和车上的外交牌照，他们就不太情愿地挥手示意我们进去。到那时，大家都挤进车里想进城，车里已经挤得不行。

两位大学生认出了我父亲，她们正在城墙外面，跑过来喊：“英教授，英教授！”她们请求道，“带我们一起进城吧！让我们回家吧！”

我父亲当然同意了。

“行，我们尽量。”他说。这两位女孩还真设法挤进了原本就十分拥挤的车子，坐在别人的大腿上。

车内已有七个兄弟姐妹，加上父亲，母亲，我的两位姑姑，还有两位领养的姐姐。那已是十三个人了。大概在极端的情况下，人能逼出办法来。我父亲担心汽车还没进城轮胎就会爆了。他就在西直门雇了几个人把车推进城。我们总算进了城。城门内右面就是西直门天主教“西堂”，教堂里的神甫和教民都出来帮助我们。万幸的是，我们家离城门不太远。所以最后以大团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