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王府的演出和祈祷

我父亲很喜爱中国传统的京戏，每星期天都带我们去看戏。回来后，我们几个孩子就试着模仿，自己演京剧。有时也杂耍。我们通常选武戏，因为我们都受不了清唱那部分。最喜欢的剧目有《大闹天宫》，还有《武松打虎》。我们兄弟五个自己设计服装搞化妆，有时候特殊场合，我们的两位姐妹也会参加。我们开始这些演出时我也就七八岁。

我们请邻居来看，收他们一人一个“大子儿”。他们中有些是很有学问的教授，所谓大知识分子。过年的时候，英家其他几门的堂兄表亲也会来看演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演员，我的兄弟姐妹们实际上是在为我打工，因为我同时还是经理或是制作人，组织演出，发演员包银。过年大人给每个孩子红包，里面装钱，所以我们每人都得到点压岁钱。演出后给每位兄弟姐妹发完工钱，我就成了孩子中最穷的。但我知道我在母亲面前耍点小脾气就能把钱要回来。

“为什么不高兴？”她会低头问我，“过年了，人人都高兴，你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别问我！”我嘟囔着。

“过来，跟我说实话。”她会说。

我就会回答：“我的钱都给了大哥，二哥，我自己没钱了！”

“什么？”她难以置信。

“他们说演戏就要给钱。”我解释道。

我母亲大发脾气，把他们都叫到面前。

“你们拿了他的钱？”她责问道。

他们只能回答：“是，可那是我们演戏得的……”

“胡说！”她大声说，“把钱还给他！”

所有的钱都又回到我的手上。

不用问，我的兄弟姐妹们对我非常生气，恨不得杀了我。但这其实是一报还一报，他们并不真的需要演戏的钱。他们拿了钱也没什么东西买。他们就是想坑我一回，反而让我给坑了。

通常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需要买通他们。我会说：“如果你答应演猪，我演猴，我就给你钱……”因为我每次都想演猴王孙悟空。

可以说我当时就干上导演了，给自己分了个男一号的角色。兄弟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小曹”，意思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因为他是三国里最狡猾多智的，最后就是他的曹魏灭了其他两国。

我父亲不但培养了我对中国戏曲的兴趣，还给我介绍了西方的戏剧以及有特定风格的体育形式，如拳击。日本人开始好奇，把我们的练习画下来。我父亲知道了相当紧张。苏老师编的这些身体锻炼的练习是我接受的最早的形体训练。

我父亲那阵儿学着写剧本，一些哑剧的小品，用来加强这种哑剧训练。我记得有些还真不错，是根据查理·卓别林之类的艺术家而创作的，我很喜欢演给他看。

我最早的表演经历是在北堂里当祭坛侍童。我们教区的牧师是最先雇我在不同弥撒里进行独唱。作为祭坛侍童，我对拉丁文的祈祷及赞美诗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出色的是我那清澈嘹亮的童声高音。我们家这么多兄弟，我是唯一在弥撒上唱歌的。原因很简单：钱。教区牧师见到我就会笑逐颜开，摩擦着双手。把我拉到一边，付上我一个铜钱在婚礼或葬礼弥撒上唱圣诗。我的艺术创作就值这么多。

出色的逃学者

我汗颜地承认我曾不止被一所学校开除，共有三所。毫无疑问，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教育，而对读者来说，也是相当有趣的素材。可我父亲并不觉得有趣。他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外文系系主任，同时又是附属辅仁中学的校长。我的教育始于培根的幼儿园。我进入所有的学校都要比一般人早，所以我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连在幼儿园都是如此。从六岁到九岁，我上了辅仁，然后是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上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圣路易中学，那是一所在天津的国际教会寄宿学校。由法国圣母兄弟会进行管理。我家是有名望的学术世家，而我被三所学校开除，那是非常丢脸的事。

第一次跟弹弓有关。辅仁有位老师是主管纪律的，我们学生们没人不恨他。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而这位老师总在宣传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朋友，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那时候学校在扩建，那就意味着工地上有很多砖头，我们男生都想：把这些砖头堆积起来造个堡垒会是什么样呢？所以就搭了一个很像样的堡垒，然后我们分成两头儿，一头儿试图攻打堡垒，另一方则要保卫堡垒。我带来了我最新的玩具，是家里一位成年朋友送给我的很好的弹弓，可以把鸟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