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玩得开心呢，那可恶的老师过来了，远远地就喊：“你们统统给我下来！”

我顺手就给了他一弹。

纯粹是赶上了，因为我的弹弓技艺真没那么高，发射出的石子弹当当正正打到他脑门上，当场就见了血。这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学校派了一个小代表团到我家汇报我的恶劣行为。

我大哥负责在客厅门外偷听，回来告诉我说：“坏了！你还是逃吧，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打了老师。”

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出去看一位朋友，我们决定不能浪费时间在那里等着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去看一场美国电影。

作为辅仁中学的校长，又是相关大学的教授，我父亲在我攻击了主管纪律的老师后，不可能让我继续在那里学下去了。可是身为大学校长同时又是我祖父和我父亲同事的陈恒先生，却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中学在他的主管范围之内，所以我被开除使他很不安，因为他不同意这个决定。

他对所有的人说：“开除这个孩子是个大错误，你们等着，有一天他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我很爱戴陈恒先生。他是位很慈祥的老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父亲1948年登上赴台那架飞机的时候，陈恒先生也在最后一批人的名单上，但他拒绝了。人民政府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时重又聘他做校长。他70几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90多岁，在“文革”期间去世。他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但梵蒂冈居然同意他担任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他那么大年纪入了党，真是个传奇人物。

我在辅仁中学丢了脸被开除了，接着就去了圣心中学，那年我大约10岁。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更短，不到两年。

在圣心中学开始读书前，陈恒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我重新开始。

“现在你可以让所有的人看看，你是块什么料！”他说。

所以当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头两个学期时，我母亲一定要我去拜访陈先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可惜我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我是到了后来那所学校才开始学英语，可在圣心这短短的时间内却大大扩充了我中文词汇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在那里又养成了一个新的癖好，学会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骂人的话，尤其是跟性有关的骂人话。我那个年龄的男孩根本不该知道有这种词的存在，但我很容易地就从同学那里学到了。

此事通过不寻常的途径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那年所有小学生有个演讲比赛，我被圣心选中做演讲。

学校当局认为：“这孩子还行。他能说会道，演讲肯定没问题。”

但我作了演讲之后，裁判们的评论反馈回来是：“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语言清洁度多加注意。”试想我父亲听了之后的自豪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演讲比赛的主题是模范学生的行为准则是什么。我的演讲可能过于有创意了，但这说明我这人不玩假的，而我父亲的失望也不是假的。

那天我放学回家之前，他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三学生又玩出花活来了，今天晚上我必须跟他谈一谈。我希望他明白此事的严重性。”

我回到家里，我父亲却让我上床睡觉。我父亲早已忘记了他这个决定。直到我兄弟中的哪一个坏枣提醒了他，他又重新怒气冲天。

他用手拍着桌子，大声喊着：“这次我要好好教训你！我要把你送出北京，让你离开你那些只会教你骂脏话的坏朋友！”

我到这时才明白我惹麻烦上身的原因是骂人的话。我知道我又丢脸了，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骂的。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父亲给我做的安排。

他很平静地对母亲说：“管教这孩子的唯一办法是送他去法国的教会学校，在那里他会24小时受到长辈们的监督。”我父亲知道他们很严格，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在欧洲上过此类学校。

我是这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父亲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因为你干了这样那样的事，我们要送你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教会学校！你一定要守规矩。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如果你不小心，他们会鞭打惩罚你，不是由我，而是由你的同学们。”之后我就被送去法国人的这所教会寄宿学校——圣路易中学。

告诉我这个消息两天后，我父亲带我奔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上火车，我喜欢这玩意儿。距离远近我倒不在乎。我甚至还有点向往寄宿学校，想着也许那地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