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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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版:郑风 上一版3
水流云在
阳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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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云在

为了保存一点自己的尊严,在我们到达之前,我父亲教了我一些适用的英语词句。我还记得他给我说的其中一个告诫:“如果有人问你会不会说英语,你应该回答:‘只会几个字。’”他教了我这句英文后,我就一路唧唧喳喳“只会几个字,只会几个字”。

我十二岁到圣路易的时候确实只会几个字。实际上我所有的英语都是在那里学的。就像我父亲描述的,那是一所男孩寄宿学校,由传教士们管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不会说中文的。虽然没有不准中国人入学的规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付不起那样的学费。学费很贵。所有的课都用英文教:数学,科学,历史……所有的课程。

圣路易非常严格。平日我们不准离开学校这个圈儿。礼拜天下午允许我们出去,买东西或看电影,但在宵禁时间内要回到学校。

老师们通过鞭笞来管教学生。如果他们在课堂上捣蛋,就会当众受到羞辱,弯腰站着,用杖鞭打。那原本是让我害怕的事,但我没有被吓倒。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学会说英语。我甚至可以和西方孩子用英语吵架。我们每天都要练习背诵,天天如此,绝无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举个例子,强制地要求我们记住一首现代诗,三个小时后就得完整地背诵。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明白记住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坚信强记、背诵是一门本事。有许多对语言学习有高深见解的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那是愚蠢的,但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所以我相信。

在圣路易我们还得背《圣经》,每天背《福音》中的一段。到我离开圣路易时,我已记住了《福音》书中的全部各个章节。

我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圣母受孕日,星期天早上,我们照常排好队去城里做弥撒。去的路上,我们就知道情况不对了,因为平时在天津的租界里看不到日本兵,可那天到处都是。日本兵的样子看起来永远不成体统,他们的制服似乎总是不合身,不像美国或德国兵。他们的头盔看起来尤其丑。我记得父亲每天早上都要看路透社的新闻稿,然后在早餐时跟我们讲世界上发生的事。他就是这么了解到庆亲王决定将王府卖给日本人的。从此四年的苦日子,从我家被迫搬离庆王府开始了。搬家时我在寄宿学校。我家搬到真如镜,在北堂附近。那是我祖父为他母亲买的房子,她在那儿住了很多年,此时早去世了。房子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比庆王府要小得多。我家占用了整个院子,因为那时(从一九三二年搬进庆王府后),我妹妹若采,双胞胎弟弟若识、若智都已出生,我最小的妹妹在搬到真如镜后没几年也出生了。家里添了四口人。尽管我们占用了整个四合院,跟过去十年中所住的宽敞的王府大院相比,还是感觉拥挤。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即使英语是母语的那部分学生离开圣路易去了拘留营,英语还是学校唯一允许的语言。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真的该努力了,最起码因为我是中国人。整个学校总共只有四个中国学生,令人啼笑皆非地被称作“外国人”。所以我开始勤奋学习。学校各科过去的学生得分都有记录,我很快就打破了这些记录。在总分满分为1200的所有科目中,我得了1150多分。

我虽然最终从圣路易顺利毕业上了大学,但这之前又一次被学校开除了。

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被学校开除呢?其实很荒唐,事发的原因是因为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一种很有名的肥皂的生产商。我当时大约十五岁,我记得美国学生们刚回到校园。美国海军陆战队刚进驻天津,促使一些富有的人家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就读,都是走读生,他们在学校吃午饭,回家吃晚饭。那学期我是餐厅的一位桌长,即意味着吃饭前由我负责把饭菜分到每个学生的盘子上。在寄宿学校我们用刀叉从每人自己的盘子分餐就食,与中国传统用筷子从桌子中间的共用盘里夹菜不一样。有一天吃中饭时,这孩子说我给他的饭菜少了欺负他。天知道他已经够胖的了。但因为那孩子的父亲很有钱,是学校的赞助商,值班老师过来就斥责我。

当然,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咽下这口气。

“他撒谎!”我说,“你可以问在座的各位。”

这时,其他孩子们开口支持我。可那位圣母兄弟会的老师,命令我站起来,一旁罚站。

我无视他的命令,说:“我要吃完我的午餐。”

“你敢违抗?”他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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