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说，“这顿饭是我们家掏了钱的。凭什么不让我吃？”

这所学校里从没有过学生敢和老师对着干。我在那个年纪最大胆，也加上这位老师是个胆小鬼。事实上，他以前经常跟我们讲他过他出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少年常吃不饱，营养不良，身虚体弱什么的。

我没有屈服。坐下来继续吃我的中饭。这当然使这位修道士愤怒至极。可以看出他离开教室时已气得七窍生烟了。

第二天学校告知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再次打包回家，从天津回到了北京。

回到家里，母亲哭了。

“你怎么这样？”她说，“为你上学花的钱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多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

我想起一年前在学校得到奖励，全家人特别高兴的情景，而现在因为我的不良行为，激怒了这位老师而被开除。

幸运的是我们在教会里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就在圣母兄弟会里。被圣路易开除后，我事实上已在准备报读一家中文的教会学校，可那所学校的校长，自己也是位圣母兄弟，却不同意。

“这事儿我得跟他争个明白。”他说。

此时，梵蒂冈刚刚颁定我家的一位亲戚荣任下一任教区主教，主管全省。这个即将成为教区主教的人是我三叔祖父的妻子的侄子，也是天津人。他的话是有点分量的。在圣路易的圣母兄弟也得听从他，因为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司。我被允许回到圣路易。

我在圣路易最大收益是学会了英语。还有就是第一次接触外国人，虽然这后来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我自己的“四人帮”

我和圣路易的其中一位同学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还有其他两位密友，是在“文革”中相对秘密的情况下结识的，我们自称为（当然是私下）“四人帮”。这个“四人帮”除我自己之外，还有一位牧师，一位外交官，和后来成为直升机制造商的我的老同学。我们称自己是“四人帮”是因为我们当时交换信息的方式。拿这位外交官来说，有一天早上突然有人狂按我家的门铃，我从未这么早起过，继而听到有人在紧急地敲我家的门被擂响。

我爬起来对妻子说：“真要命，这是谁呀？才六点……”

那是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刚去世不久。我打开门，那位外交官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因为他是一路从楼梯跑上来的。

“你家出什么事了？”我问。

“没有！没有……”他说，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接着他就倒出了这些话：“他们终于被抓起来了，他们被抓起来了！”他是指“四人帮”，江青和她的同伙。

此人在外交部职位颇高，监管一个信息中心。即使鲜有人知的事，一旦发生他就立刻知道。所以，我也成了最先获悉此事的人之一。这喜讯就像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一样激动人心。

此事发生后差不多有一个星期，街上没有张贴跟这有关的消息，无人知晓。中国人最爱保密。最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开了。我们自己这个“四人帮”买了酒来庆祝跟我们同名的那几位的倒台。

我们这几个人常聚在一起进行私下讨论。直升机制造商比我小一岁，在学校我们曾肩并肩和洋人打架，主要是和“白俄”，也就是那些没有护照，又不是苏联公民的那些俄国人。苏联政府不承认他们，他们也不承认苏维埃政府。他们都声称自己是贵族后裔。他们没有护照，可当时进中国挺容易。这些孩子们喜欢的游戏之一就是侮辱中国人，骂我们。

外交官是通过我妻子认识的一位朋友。她被借调到外交部接待一位外宾。这位外宾家里拥有一份产业名叫《纽约时报》。外交部当时人手很紧，因为大多数说英语的人都被下放到干校去了，所以找不出翻译或导游来陪同这位重要的外宾。那是一九七五年，周恩来还健在。我的外交官朋友当时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与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还有毛泽东的远房外甥女王海蓉关系也很近，她们两位和我妻子曾一起做翻译。唐闻生天生一副好扩音器，不费力就能让所有人都听到她说什么。她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开始出的名。

我的牧师朋友是一九七二年或是一九七三年由飞机制造商介绍我认识的。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很少有人跟自己单位或职业之外的人建立朋友关系。所以，我们这几个人的单位、职业完全不同，聚在一起谈论政治问题得十分小心，因为其他人可能看到我们在一起，就会想：“他们这几块料是怎么凑到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