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其中就会有人提议聚一聚。我妻子手艺出众，很会做菜。这样我们就能吃上一顿。当然，除了吃重要的是交换最新的消息。现在听起来很正常，可在当时却不是。如果我们被发现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些我们本该莫谈的国事，甚至仅仅交流各种政治动态的小道消息在当时就足以定罪。

我们通常以谈论最热门的消息开始，常常是我们当中谁听到的内部消息。比如，直升机制造商会说，他见到了某大领导，看起来最近“不得烟儿抽”。

如果是这类值得注意的事，我们当中就会有人坐直身子问：“是吗？能出什么事儿？”我们一聊能聊几个小时，当然也不一定得出什么结论。

我有几位很好的朋友是我收集消息的通常渠道。我花这么大劲，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最主要的是像“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经历使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清华大学的台柱子

我第一次上台演戏是在“圣路易”，有一位神甫组织了一台戏，戏名叫《地窖之门》，是以奥匈帝国为社会背景的一出情节剧。我的角色也是位修道士。

在高中时我并没想过要成为演员，可我成了大学生后就迷上了戏剧。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排了莎士比亚的全本《威尼斯商人》，我也被选中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好。年轻人如果情感丰富、性格外向，参与戏剧是很自然的事，我就是个例子。

清华的另一位外籍戏剧教师罗尼·派克先生，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他毕业于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他教的表演课是我第一次在表演技巧上受到的正规训练。

我1946年进清华，1950年毕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在清华学到不少东西，但都不是正经在课堂上学来的。那个时代不适合学习，那个时代是充斥着内战和学生运动的时代。

作为学生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上演了好多宣传剧目。我们自己集体创作此类剧本，称之为“活报剧”。

除了戏剧，我还参与了一些其他创作活动。大学一年级时，我和同学王佐良为一年级的英语课程编写复习大纲。王佐良后来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我们对一本很厚的教科书进行缩编，把考题及答案分编成一个个小册子，使学生们容易为考试做准备。我们在学校的报纸上登载了这些小册子，这一年，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出了奇地好。

在清华读到大三时，我父亲去了台湾。我母亲对我说，要么退学，要么就得自己想办法完成学业。我不想离开清华，就自己找活儿干，给自己创造挣钱的机会，也算开放搞活的先驱了吧。

清华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还有留学生。新生一旦入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亲戚朋友们写信。我就设计了中英文的圣诞卡。当时没有印刷设备，我就用照相机在校园里给比较醒目的建筑物拍了些照片，如图书馆、演讲厅、体育馆等等，用在卡片上。学生们都排队买这些卡片。由于我演点儿戏，外带卖这些卡，我在同学当中逐渐小有名气了。另外清华大学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很严，我还为需要帮助的同学辅导英语。用挣到的这些钱，我付了学费上完了大学，和同班同学们一起毕业。

1950年我从清华毕业时，一切事物都是新的，包括新的政府以及解放区来的宣传团体。演员、艺术家们组织参与了各种协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就是这个时候成立的。我毕业不久就去了“人艺”，所以我也算是“人艺”的创始人之一。

在清华的学习为我在专业剧团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外国经典作品是我们课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希腊悲剧、英国早期戏剧。

我上大学四年级时已在学生剧社名声大噪，我脑子里考虑的有三个本子，一个是《推销员之死》，另一个是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第三个剧本是《绿色的玉米》，此剧题材并不激进，不像其他两个剧本那样旨在改变世界，但还是改变了我个人的世界，因为我的同学吴世良在剧中扮演莫发小姐，与我扮演的年轻矿工摩根·埃文斯演对手戏。

遇上对手

《绿色的玉米》是我和吴世良一起演出的第一台英文戏。在这之前我们在学生戏剧团体“骆驼剧社”里有过接触。我们一起排过四个外国独幕剧（用中文演），但《绿色的玉米》更值得记忆，因为我们扮演的是主角，并用英语演出。其时我已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