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来北京前，郑州市知青办给高新海送了一辆残疾人助力三轮车，就是那种前面有一个大链盒，人称“黑老鸹”的车。高新海他们来北京时，就把这辆车带到了北京。出行的时候，高新海就坐着它，用手摇前面的大链盒。

此时，范石头已经提前回河南了,只剩下了高新海他们哥俩儿。

高新海摇着三轮车，高新民跟着，哥俩儿先后到了天安门、天坛。他们在天坛转悠时，碰到了几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翻译。

那几个外国人看见高新海后很善意地围过来,其中一个外国人很友好地用英语问他话，高新海听不懂，那个中国翻译把英语翻译给高新海，高新海这才明白这几个外国人是联合国派到中国帮助中国搞残联工作的，也明白了他们问话的意思。

高新海心里想,他们是外国人,他们问我话，我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外国人问他:“先生你好，请问你是怎么残疾的？”

高新海回答:“我是当年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做知青时劳动致残的。”

“你残疾后政府照顾你吗？”

“我残疾后政府给我办理了工伤，每月发生活费、护理费，我来首都北京看病的钱政府全部报销。”

“像你这样的残疾人在中国感到快乐吗？”

“我们生活得很快乐，不但政府照顾我们，周围的人也都照顾我们。”

“非常好！非常好！”

外国人问到最后，连竖大拇指说好，那个翻译也称赞高新海在外国友人面前说得好。

问完话，几个外国人要求与高新海合影。然后，就站在高新海的车旁，很友善地与高新海一起拍下了几张照片。

高新海至今还后悔，为什么当时没给他们留个地址，让他们给自己寄几张照片，也好今天有个美好的纪念。

虽然在北京没能治好自己的病，但最后能在北京看看雄伟的天安门和美丽的天坛等首都的风景，高新海和二哥高新民的心情还是非常高兴的。

离春节很近的时候，高新海和二哥高新民从北京回到了郑州。

让高新海意想不到的是，二哥高新民回来不久，春节还未过完，又一次病倒了。二哥被送到铁路中心医院抢救了几天，病情才稳定下来，但人已经明显不如从前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病情稍稍好转后，高新民无论如何不住院了，家人只好让他出院回家吃药治疗。

1983年6月，二哥高新民的病情再一次严重，这一次他看样子是挺不过去了。

弥留之际，高新民对高新海说:“老三，二哥这一次恐怕是不行了，如果我走了，你可要挺住，哥最牵挂的人就是你了，哥走了也不放心你。”

高新海听着二哥高新民的话，禁不住哭出声来。

高新民又对妹妹高新霞和妹夫张保顺说:“新霞、保顺，这么多年来，你们俩没少给咱家干活、受累，可是二哥这一次要是走了，你们俩可能更要受累，咱父母年老，身体不好，大哥身体也有病，你三哥又是这样，以后就拖累你们啦。”

妹妹高新霞流着泪说:“二哥，你别说啦、别说啦……”

妹夫张保顺说:“二哥，你别操那么多心，我跟新霞不管有多难，一定会照顾好咱家的，你就提足劲治病吧。”

高新民听了妹妹和妹夫的话，满意地点点头，说:“这我就放心了、放心了。”

1983年6月14日，高新海的二哥高新民因肝癌终于熬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离开了他十分疼爱、十分牵挂的三弟和家人，带着对亲人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

高新民走了，高新海撕心裂肺地痛哭，不吃也不喝。

二哥高新民的好处太多，他让高新海难忘。自从自己残疾以后，自己的大小便失禁，是二哥定期给他排便。二哥作为男人，作为曾经的军人，他本应该在单位干出更大的事来，可是为了照顾自己，不得不经常请假，而且为此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结婚，直到1981年自己办了工伤，他才结婚。为了给自己看病，二哥又两次全程护理自己，从没说过一次累，从来没有叫过一次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