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我未来的妻子是1948年秋季开学不久的大三迎新会上。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自己没想到。对同班的女同学我一直没怎么在意过，首先她们长相没有一个比得上她，更重要的是她们没她那么好学不倦。来到清华之前，她已经在上海上过三所大学，所以她底子打得很结实。学生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到清华时有吴世良那般学识。所以，她给我的印象很深。

至于我给她的是什么印象，我想最突出的是我的幽默感。后来她告诉了我之后，我对她说：“我会让你笑一辈子。”我确实做到了。

在那天的迎新会上，我们没说上话。我第一次真正地和她有交流是后来，在一片白菜地里。

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的界限还是分得比较清楚的，40年代后期的清华，男女生之间的比例男生要多得多。我是男生食堂的伙食委员，管辖范围有大约两千名学生，而吴世良被选为女生集体食堂的伙委时，女生大概只有一百名。

1948年9月，内战已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彻底崩溃，通货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除了草纸，所有商品都是有行无市，甚至粮食都见不着。我是位有经验的集体食堂伙委，所以我就去找我的那些老关系，粮商、油贩等等，看他们有什么辙。他们说有商量，我就建议说咱们做笔交易。

“如果你答应粮食只卖给我们，我可以给你一个高价。”我说，“而且我们可以在你门上挂块牌子写上‘清华大学专卖’，那样就可以挡住其他买主。”

我出了个计划，与肉商签合同买肉，与农民签合同买白菜，我答应预先把钱付给农民。他们拿钱时用不着给菜，但两个月后收了菜，他们得保证把白菜供给我们。农民们挺喜欢这种闻所未闻的“期货”方式，因为他们能在票子“毛了”之前把钱拿到手，而我们则按固定的价格得到白菜的供应。当时，没人用过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成功了，我们一直有菜吃。

女生们听说后，都说：“我们也该这么做，否则我们怎么过冬？”

有一天我正在菜地里看菜，有个女生朝我走来。这女生我以前见过，但只是远远地。就当时来说，她的穿着很时髦，因为她是从上海来的。她身着旗袍。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穿列宁装，她却一直坚持穿旗袍直到我们毕业。

她觉得列宁装太难看。看起来像是西式的夹克，但没有内衬，只有一层布，又是跟裤子搭配着穿。虽然这不是当时强制的，但在那个时代革命者就兴穿这个。只有吴世良和学校屈指可数的几位女生穿裙子。

在白菜地，她朝我走来，我记得那天天气还很热。她的短袖旗袍是碎花图案，一边的开衩很高。只有上海姑娘们才敢穿开衩这么高的旗袍。她还穿着高跟鞋。脸上的化妆很有品味，头发烫成当时时髦的式样。她看起来是百分之百的上海姑娘。和她相比，清华其他所有的女生都显得土了。

她看到我蹲在菜地里尝白菜的样子就忍不住笑起来。这菜地离校园不远，我常来检查订下的白菜——掰开菜心尝一尝空不空以判断菜农是否追了肥。

“你笑什么？”我问。

“对不起，”她答道，“我从来没见过人这样儿吃生白菜。你看起来像只兔子。”

我给她掰了一块，“好吃！”我说，“尝尝？”

“不行，我可吃不了。”她说，还笑。

尽管吴世良在云南、南京、重庆、上海这些地方生活过，但她的普通话十分标准，没有一点口音，这也是我们让她参与话剧社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的那个学期，也就是1949年2月，学生们分成两个演出团迎接解放军进城。在崇文门附近的汇文中学边上给我们指定一个地方住下。

我们上街演出。演出是我们集体创作的一台活报剧叫《开市大吉》。分给我们一间很大的铺着木地板的房间，大家都睡在一起。

一早有位男生过来说：“看，我捡了一块大洋。”

我和其他几位男同学一起细细察看那块银元。上面是孙中山的头像，这种银元称为“小头”，而有袁世凯像的则称为“大头”。男同学们都在琢磨这钱是哪儿来的，我提供了一条情报。

“我知道小吴的父母给她留了几块现大洋。”我说，“听说他们准备离开天津去南方。这肯定是她的！”

男孩从来天性如此，当场就决定把这块大洋花了买好吃的。当时一块现大洋还挺值钱的。于是叫上大家伙儿，全队一共大约三十位学生，一起去下馆子。队里只有三位女生，吴世良是其中一位，但她并不知道是用她的钱请大家的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