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为她救治的过程中，我请求留在病房里。这之后，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但我想她知道我在边上，小乐和英达也在边上，我们都守在病房里。

从机场赶到医院，我在妻子身边一共守了一个半小时。

最后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恐怕没什么希望了。只靠呼吸辅助器维持着她的生命。她已脑死亡。要不要把管子拔掉？”

我当时的答复语无伦次：“不，不，不……行，行。”

最后他们确定征得了我的同意，关掉了呼吸器。我握着妻子的手，听到她最后的呼吸。

遗弃的孩子

世良去世后几个小时里，我的记忆闪回到另一次她躺在医院我握着她的手的情形。

那是1958年，我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定河道人。那出戏是讲人民解放军东北剿匪的故事。我们的女儿小乐刚满七岁，世良怀上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已过了预产期，孩子终于要出生了。8月份的北京非常热，我往剧院走的时候，就有预感我要在演出中间出来去迎接我们的孩子出生。我的演出只在戏的头几场及最后一幕，中间我摘下胡须就往医院跑，异常兴奋。谁知当我赶到医院时，发现医务人员都聚在一起等我。他们告诉我说在羊水里发现了过量的金鸡纳霜，孩子已经死了，是个女孩。可怜的世良悲痛欲绝。

第二年她又怀孕时，我们特别小心，连车都不让她坐。

“这孩子要不要？”我问她，“有一定的风险。”

世良都有点歇斯底里了：“我不能剥夺自己再有一个孩子的机会，我要这个孩子！”

我们就有了这个孩子，他就是英达。他于1960年7月7日出生。

他出生后，我还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因为小乐和英达显然都很聪明有才气。英达天赋显而易见。我和世良在狱中三年多他成了孤儿，我下决心尽自己最大努力改善他成长的环境条件。我可以说他妈妈和我在这上面的努力成功了，英达现在在影视界有了兴旺的事业。我一直有个梦想，电影和戏剧能走到一起。如果这有可能，我认为英达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英达出生之前，我们还能买私房。我在“人艺”后面的小胡同里买了一个小院。这房子比于是之他们住的演员宿舍离剧场还近。他们得下四层楼梯到楼下，然后再穿过一条很长的走廊到化妆间。于是之和我有一次打赌，比较各自家门口到化妆间的距离，尽管他就住在剧场楼上，我的行程居然比他的短。

“文革”时，红卫兵发出通知要所有拥有产权的人自愿交出房产证。因为所有的财产都属于国家。和我们同住的岳母非常害怕，就傻乎乎地去排队交房产证。因为这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她。我买房花的钱一分也没有得到补偿。可话说回来，也没人来赶我们出去，我们仍旧住在那里，也不用交房租。到我被捕之后，房子的安排才有了变动。世良和我在监狱时，她母亲和英达被轰到了那个小得多的房子。

在很多方面我都能忍受我岳母，但有一件事我却不能原谅她，那就是我进监狱时她是怎么对待英达的。现在想来都让我寒心。

我岳母名叫应令言，她的姓与我家的“英”字音同字不同。她比我母亲年龄要小，我母亲当时快70岁了。世良和我被捕后，年幼的英达本应继续和一直住我家的应令言生活在一起，但这位外婆不愿照看英达，骗他去奶奶家玩，带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我不管这孩子了，该你们管了。我跟儿子去住了。不要找我。再见。”

我们从监狱出来后，世良又怀孕了。她还想再要一个儿子。但因为监狱的生活，她的身体很差，怀孕早期开始出血。我们俩和医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商谈，最后决定做掉。那是个艰难的决定，我们四个孩子丢了两个。

最后的告别

我一直希望能去台湾我父亲的墓地扫墓。那是中国孝顺的子女必须做的。但因为台海局势紧张，我父亲在台湾的20年（从1949年至1969年他去世）以及他去世后的20年中，我一直不可能去看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我当上了政府官员之后。幸运的是，我父亲在“台湾大学”的学生马英九先生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一定影响，动用了一些关系，使我终于在1993年成行去台湾访问。

因为我父亲在台湾是个著名人物，也因为我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我为父亲扫墓在台湾成了重要新闻。至少有五架电视摄像机进行录像，在台湾各频道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