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

1989年，我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锻炼，地点在北京南郊柳村。

进了柳村以后，我们九个名牌高校的硕士毕业生，开始在印刷厂干活。在这里干的活是见不着字的，是纯体力活。女孩子用汽油擦地上的油墨，男孩子扔纸毛子。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儿”，就是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咔”一声下去弄整齐，然后把它抡起来，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多了十几条血口子。

我今年老听人家说，怎么就我们这批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不能改变现状，就要迅速接受下来。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一定要建立自己最有特点的价值。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有人给车间主任拿了一本医学古文书稿。车间主任给我和两个男生放了半天假。我们就在堆纸的小阁楼里，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给人家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特别亲切。到这时，我们开始享受生活。

我们拎大砖头录音机，听崔健的摇滚，唱《花房姑娘》、唱《一块红布》。那时仍然是浪漫主义的梦想可以精彩飞扬的年代。

我们有四间屋子，从家里搬去大量的书，还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日子变得快乐而且从容。

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谊，也看到尔虞我诈。当地有一些坏人，要整治我们，天天想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办公室去，我们都不想去。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我们在工人里面认哥哥，让哥哥们保护我们。一个工人大哥拍着胸脯说：“我不信，我一个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

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那时没有电脑，手写。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等，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我落笔写的那一章题目是《红氍毹上》。氍毹就是地毯，红氍毹上就是演昆曲的地方。

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厂里，我穿上工作服去干活，干得挺乐和。后来不干累的活了，都是技术活，挺高兴。到下午5点，下班了。洗完澡以后，头发得晾。天不太冷时，我就骑着自行车，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买一个放在车筐里。在村里骑车，我看的是炊烟，看的是麦浪，听的都是孩子的欢笑声和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半个多小时后，头发也半干了，回到小屋里，我把西瓜一切两半，吃一半，坐下写书稿。在后来的那段时光，我觉得过得很田园，在那里可以写书，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光芒。

一次，我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车回柳村。在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里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一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买了那盒磁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我抬头看看天空，真的明白了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如果我的第一份工作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柳村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任何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分。一旦给你，就是情分。只要是情分，就要感恩。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