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深情

送别钱学森

6日清晨，轻雾弥漫，阳光微露。八宝山革命公墓前，鬓发苍苍的老者郭益民手捧9朵菊花，伫立在清冷的风中。

中国航天之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遗体告别仪式于6日上午举行，虽然素昧平生，这位来自解放军第二炮兵的老人特意在早上6点多赶来送钱老最后一程。他说：“9代表长久。我以9朵菊花悼念在98岁高龄去世的钱老，祝愿钱老在九泉幸福快乐。”

7点刚过，赶来为钱老送行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手捧鲜花，有人手捧照片，64岁的钱永贤拉着一只行李箱，风尘仆仆地赶来。

钱永贤是钱老的堂侄，他昨天从杭州坐上火车，早上5点多抵京后就直奔这里。虽是钱老的亲人，但钱永贤只在1955年钱学森一家回国时见过大伯一面，那一年他还在上小学。

灵堂内，黑幛轻垂，哀乐低回。黑底白字的“沉痛悼念钱学森同志”的横幅下，钱学森静静躺在层层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

火箭研究专家、曾担任钱老助手的刘均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钱老对工作严谨、对同事随和，总是强调要对人民负责、对科学负责。他的思维方法和科研方式到现在都对我的工作有着指导意义。钱老走了，我们会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

加拿大华侨秦伟专程回国送别钱老：“钱老学术报国的崇高情怀一直在激励着广大海外学子。”

一种人格可以激励人的一生，一次见面也可以叫人铭记一生。

71岁的华泽顺曾与钱学森有过一面之缘，也早早地从位于通州区的家赶来送别钱老。1961年的一天，正在工厂工作的华泽顺被一位长者问及年龄和工作，华泽顺一一回答，但因当时手脏并未与他握手。后来厂长告诉他，那是钱学森。

没能与钱学森握手成为这位老人一生的憾事。

送别不仅是为了缅怀，更是为了未来。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吴喆莹作为钱学森母校的学生代表来到北京：“为了怀念钱学长，我们学子自发聚集在校园的学森路上，在树上系满了遥寄我们思念的黄丝带。”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那就把他最灿烂最动人的身姿养在心中。”吴喆莹诵读着同学写的小诗，表达着莘莘学子对学长的无比敬意。“学长已去，但他的学术精神却永驻心间。”

乡亲们来了：“钱老，家乡人民永远怀念您”的条幅下站着数十名故乡人；校友们来了：“沉痛哀悼钱学森学长——北师大附中”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数百个学生的签名；同事们来了：“沉痛悼念敬爱的老院长钱学森同志——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先人已去，后代可期。

薄雾渐渐消散，阳光初绽。送行的人越聚越多……

新华社记者 胡 浩 赵 超

11月6日，北京海淀实验中学“钱学森班”师生手持菊花参加钱学森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新华社发

11月6日，来自航天十三所的职工们打着横幅，准备向钱学森同志遗体告别。 新华社发

11月6日，来自北师大附中的师生们打着横幅，准备向钱学森同志遗体告别。 新华社发

钱学森“拒官”是一面镜子

98岁的钱学森老人平静地走了。一生中钱学森曾经多次顽强、执著地“拒官”，引人折服而深思。

据跟随钱学森多年的秘书涂元季透露，1984年，中国科协一致推荐钱学森为下一届主席候选人，但钱学森本人坚决不同意。他甚至在会上发了火，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决不退让，直至惊动中央，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做思想工作，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届科协主席。

钱学森曾主动而坚决辞去的职务和头衔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各种学术顾问、名誉会长等。

钱学森为何执著“拒官”？他说：“我想集中余生有限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这是我的所长。我不是块‘当官’的料。”

钱学森之所以放弃“做官”，是为了分秒必争、宁静治学，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探求科学真理的无限努力之中。在钱学森看来，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的最高利益就是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强国富民、民族尊严的利益面前，他再没有自己的一己之利。

为什么当今一些科技人员、学者、教授面对金钱、荣誉、地位躁动不安？为什么一些稍有成就的学者不惜荒废自己辛辛苦苦耕耘多年的专业，削尖脑袋去谋求一官半职？

一部分学者跑官争官，主观上是缺少钱学森那种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品格，从事科研和学术的动机不那么纯粹，遵循的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利”的学术——利益逻辑链条。

钱学森“拒官”是一面镜子，让那些背离科研本位、沉迷于“官本位”的人多照照自己吧！

新华社记者 王炤坤

赤子丹心为中华

98岁的钱学森走了。

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是如何度过的？生前还关心哪些问题？作为钱老之子，61岁的钱永刚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追忆了父亲生前的最后岁月。

“他希望更多人理解、运用晚年的学术思想”

年事已高的钱学森，仍然心系系统科学和沙产业等事业的发展。钱永刚说：“他关注的就是两个方面的材料，一个是系统科学方面的材料、观点，谁谁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运用在哪个工程项目上，等等；第二方面，就是他晚年提出的沙产业、草产业的理念。现在甘肃、内蒙古运用这些理论，都取得了好的效果。这两方面的材料如果有的话，他就会看一看。新发展、新认识，他都感兴趣。”

对父亲的心愿，钱永刚十分了解，他接着说：“他希望更多人理解、运用晚年的学术思想。因为岁数大了，自己不能冲锋陷阵了，但是别人可以运用这些东西。”

“老爷子一直很关心国家发展”

钱老生前的那张床上，摆放着一张移动桌。桌上，经常放着一些报纸和文件。

钱永刚说，父亲的晚年“每天主要是翻报纸，看看标题，有些标题感兴趣，就叫工作人员念一下。他还看一些期刊，秘书每天都送，也翻一两本”。

“老爷子一直很关心国家发展。”钱永刚告诉记者，“报纸上大的事情他都知道，思想上还是蛮活跃的。”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教育和人才培养一直是晚年钱学森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中央领导多次登门看望时，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谈起这一话题，钱永刚说，父亲多次说过，高校要按照培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模式来办。“他认为，我们目前大陆境内所有的大学没有一所大学是按照这个模式办的，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不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说这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进入21世纪了，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否则总有一天会发现，我们国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高质量的人才。”

“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钱永刚今年曾经去过一趟上海，参观了制造国产大飞机的厂子。回来后，他将所见所闻告诉父亲。

“我那次去上海，参观飞机总装厂，一看发动机是买外国的。一听我说这个，他就笑了。我明白，他这一笑的含义——中国自己设计的大飞机将来能升空，是好事，总比买纯外国的好。但是不带劲，发动机还要买外国的。”钱永刚告诉父亲，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先把飞机飞上去；一方面国内有人在研制飞机发动机，关键是尽快让国产货实用。

直至晚年的最后岁月，钱学森的心中仍然对自主创新寄予厚望。钱永刚继续述说钱学森的晚年岁月：“汽车广告，一看，都是外国汽车，他就说，泄气泄气。我说中国汽车也是‘外国心’……听到这，他就不高兴了，说，人都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新华社记者 李 斌

钱学森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作为一代科学巨星，钱老究竟为后人留下了哪些宝贵的东西？我们又该向钱老学习什么？

伟大的爱国精神

“爱国是钱老一生的动力。”钱老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哲敏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郑哲敏说，钱学森曾在他回国前夕的1954年秋天，请他到家里吃饭，特意让他向钱伟长转达：“美国在二战期间为了提高作战效率，组织了不同的科学家对后勤保障进行运筹管理，系统地调动所有的资源与力量，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运筹学对于国家的平稳发展以及进行庞大的组织工程很有用。”

钱老还特意叮嘱他：“回国后，国家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直都在美国待着，也不知道国内的科研水平高端有多高，低端有多低。”

崇高的奉献精神

采访陪伴了钱老26年的秘书兼学术助理涂元季，他说的最多的不是钱老的科学贡献，而是他的奉献精神。

“钱老刚回国时住中关村。自上世纪50年代末搬进航天部那套公寓单元房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这期间领导曾多次动员他搬家，还表示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级别给他盖一栋小楼，可他死活不要。他的理由是‘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国的人好多了，我不能脱离一般知识分子太远。’”

求实的科学精神

“钱老一生都注意收集和积累资料，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当秘书要注意积累资料，这是他经常教导我的。”涂元季说。

钱学森早年在美国做了20年学问，据统计，前后写了51篇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钱老随他的老师冯·卡门教授到德国考察火箭技术，回美国后他们为国防部撰写了九卷本《迈向新高度》的考察报告，其中有五卷是钱老执笔的。1954年，钱老在美国出版了专著《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物理力学》的讲义稿，回国后才出版成书。所有的手稿，他一片纸也没随手扔掉，而是完整有序地保存下来了。

新华社记者 顾瑞珍 胡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