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经历中，有很多东西也许是终生难忘的，比如偶像。我相信，每个人都曾与自己的偶像相伴，走过一段人生旅程。即使你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把自我和个人的精神自由看得比命还重要，你也不会没有所崇拜的对象。有人会说，我不崇拜任何人，我只崇拜我自己，就像“五四”时期的那句名言：我是我自己的。犹如自我解放的宣言，它宣告了孤独个体与专制制度的势不两立。但残酷而荒谬的不只是专制制度对个体生命的虐杀，还包括每个个体在面对自身意义的空白和自身所指的匮乏时所产生的惊慌失措。我是我自己的，但我又是谁？自己又是什么？如果这个终极问题得不到答案，那么，我们刚刚获得的主体性也就不具有真实的含义。

很多时候，我们恰恰是从偶像身上找到自身意义的。英雄崇拜，偶像崇拜，既是源自个人内心的心理需求，又是从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需求。

因此，不仅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偶像，而且，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偶像，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代还会有不同的偶像。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偶像大约就是小兵张嘎、《鸡毛信》里的海娃，或《红孩子》里的儿童团员，崇拜的人物还有李向阳、史更新、肖飞、马英或者杨子荣、许云峰、成岗、江姐、铁道游击队等等，他们的英雄传奇在我的童年时代曾是一道绚丽的风景，也是我们乐于模仿，甚至梦中仍然念念不忘的内容。如果说这些偶像只是投射了一个孩子的英雄情结的话，那么，另有一些英雄模范人物，像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王铁人、王国福等，则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并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道德理想的标杆。所以，那时并不用偶像一词，比较多的还是直接称为英雄、模范、典型或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歌里就是这么唱的；还有一句老生常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对于榜样的推崇和迷信，与偶像崇拜或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区别就在于，偶像崇拜更多地基于个人的心理诉求，而榜样的确立，却只能来自特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持。

发生在70年代以后的变化，首先还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的主要任务转向经济建设，知识成为改变命运的关键，于是，知识分子成为人们追捧的新的偶像，陈景润和钱钟书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人们崇拜他们，其实是在崇拜知识。这里或许仍然体现了一种国家政治意志，只不过是从单纯的政治道德完人，变成了知识积累的神话，作为偶像崇拜，它还是被动的，单一的。当然并不排除有人崇拜张海迪或女排的姑娘们，她们在民众中唤起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还有人崇拜遇罗克和张志新，他们的行为，标志着人类可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其实，不管你叫他什么，偶像也好，英雄也罢，榜样也行，都是社会价值理想的体现者。你崇拜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认同他的理想和价值观，向往他的精神境界，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人物。这样的崇拜，更多的还是一种理想情怀。

随着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社会渐露雏形。利益的多元，带来了价值的多元；价值的多元更带来文化的多元。特别是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明星制的引进，商业价值获得广泛认同，偶像崇拜正在变成一种消费形式。虽然有人发现了顾准、陈寅恪这样的精神崇拜对象，但已经很难进入社会的主流。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偶像崇拜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金钱的烙印，就像几十年前的偶像崇拜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政治烙印一样。一方面商人、老板、企业家成了一些人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文化商人和掮客则试图将一切偶像崇拜都转化为商业价值。在这里，不仅演艺明星被发现了具有商业潜力，体育明星、新锐作家、时尚选秀、明星学者，同样被发现了具有商业潜力，甚至像杨利伟这样的航天英雄，都无法逃脱被消费的命运。前几年我去阿根廷，恰赶上切·格瓦拉的纪念日，满街都是他的头像，印在各种旅游商品上。这时的偶像崇拜，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多元崇拜的特征。如果说大众的消费活动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偶像明星的话，那么，对明星的偶像崇拜，又进一步转化为商业利润。

纵观60年来偶像的变迁，在中国，我们的偶像崇拜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具有政治诉求的偶像崇拜转变为商业的、世俗的、大众情人式的偶像崇拜；再一个就是偶像崇拜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当下几乎不再可能出现为全民崇拜的唯一偶像。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历史的进步，没有人能够阻挡其步伐。但其吊诡之处就在于，这种进步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而是使人陷入了新的奴役。也就是说，对象不再向它的崇拜者贡献意义，而是使他的生活丧失意义；偶像崇拜者为了摆脱孤独和寂寞而崇拜偶像，这时他才发现，他可能因此陷入更深的孤独寂寞之中。

摘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