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济卫

著书立说古已有之，如果真要追溯的话，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那个时期的人们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不受任何羁绊和约束，著书立说之风便由此盛行。

当然，著书立说也有优劣和高下之分，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等，流传了几千年仍盛行不衰。后来，这些作品便成了道家和儒家的经典，成了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典范。《道德经》是一部帝王之术，“无为而治”是其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坊间流传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则更是对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肯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让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推广在汉代就达到了巅峰。

先秦诸子百家著书，讲究的是书籍的质量而非数量。老子的《道德经》也只有区区五千余言，却让后人研究了几千年至今也没能研究透。当代人就不是这样了，当代人出书讲究的是数量而非质量。有一个词语叫“著作等身”，说某某人著作等身等于说这个人的学问大。古人就不同了。古人的学问不是以著作的多寡来论，而是以知识的多少来论。古人说一个人的学问大用“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形容这个人的学问大得相当于用五辆马车拉的书那么多。用“五车”来比喻一个人的知识渊博最早始于庄子，而真正使用和推广这个词语的人，应该是清朝时期的小说家李汝珍。当然，现在看来，古人的五车书并不算多，那时候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写书出书都是在竹简上，然后再用麻绳穿起来阅读。一部书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用五辆马车拉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古人写书惜墨如金，一个字当几个字来用，甚至当十几个字来用。假如古人都像今人这样，一提笔就是几十万言上百万言，别说用五辆马车，就是用五十辆马车也不一定能装得下。

有著书也就有焚书。一提起焚书，人们立即就会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人对此也多有臧否。对此，毛泽东并不这么认为。毛泽东在读了这段历史后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我也认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其实，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和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斯大林的肃反、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镇压反革命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我们无可厚非。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焚书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操。曹操的焚书与秦始皇的焚书有所不同，秦始皇焚的是别人的书，而曹操焚的则是自己的书。这件事被罗贯中记录在《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上：益州别驾张松怀揣西蜀地图前往许都，求曹操解益州之危。但曹操一见张松其貌不扬便顿生恶意，根本没有把张松放在眼里。对此张松十分生气。主簿杨修就把张松请到自己家里。席间，张松说曹操“文不及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把曹操奚落了一番。当然，张松说这话带有个人偏见，缺乏客观公允。杨修就拿出了曹操撰写的一本兵书《孟德新书》来反驳张松。张松接过兵书一看，是仿照孙子十三篇而写的。仿照也只能说是借鉴孙子的写作方法而已，内容肯定都是曹操自己的。但张松看毕却说，这是曹孟德剽窃战国时期无名氏的作品，便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背诵了一遍。杨修知道张松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绝非等闲之辈，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曹操。曹操听后大惊，把书稿撕碎后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杨修上前劝阻时，曹操就告诉他说：“与其耻笑于后人，何不碎而焚之？”

我想，以曹操的才能，绝非是那种剽窃他人成果的人。因为张松一句带有成见的气话，就把自己半生征战总结出来的兵书付之一炬，实不足取。曹操的这一把火，虽然给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也给后来的文人树立了榜样。无论当时曹操焚书是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我们仍然对他这种敢于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治学态度十分钦佩。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给我们当下某些喜欢写书出书的人提供了一面镜子。乾隆皇帝一生写下了四万多首诗，比全唐诗的总和还要多，但没有流传下来一首。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不会因为你生前的地位高和你的作品多而对你更加眷顾。建议那些热衷于著书出书的人，在出书之前三思而行，要敢于把那些“耻笑于后人”的垃圾作品，像曹操那样碎而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