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19日，北戴河。

将近9时，公安部长刘复之就赶往邓小平的住所。一天前，邓小平的秘书告诉他：邓小平同志正找他，要和他谈谈一份报告的审批意见。这份报告名叫《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主要目的是为了整治社会秩序。起草者正是刘复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接连发生，东北的“二王”抢劫案、卓长仁劫机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刘复之当时刚从司法部调到公安部。他在报告里阐述治理方式时写到：“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

刘复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也来了。邓小平穿着草绿色军便服，趿拉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闲逸地拿着公安部的报告。

寒暄几句之后，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

刘复之的报告是7月16日送出的，邓小平在两天之内就看完了。显然，他不满意。“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刘复之日后撰文回忆，当时邓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对第一次“严打”的方针、步骤和措施，邓小平也做了系统部署。

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邓小平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似乎已经预见到如此严厉的打击会否引起争议，邓小平接着说：“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邓小平拍板之后，“严打”势如破竹。

经此重拳打击，当时犯罪活动确实大大减少，社会秩序安定下来。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