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陆的标准,北岛的家显然算不上宽敞。狭长的客厅,摆着书架、餐桌、沙发、茶几和电视机,像一首意象过于密集的诗。诗人身材高大,再加上两位记者,房间就显得有些局促。拉开窗帘,诗境才开阔起来,墨色的海水带着香港的万家灯火一齐涌入,让人猝不及防。北岛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去厨房打开一瓶红酒。
妻子甘琦加班还没回家,5岁的儿子却已睡熟。北岛轻轻带上门,回到我们身边。
他显然对品酒颇有研究:斟,看颜色,晃杯子,闻,这才抿上一口。按他的说法,漂泊海外,酒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他向我们讲述在欧洲4年,换7个国家,搬迁15次的故事。
20年前,北岛开始了漂泊之旅。他先在欧洲呆了4年,然后定居美国。那时,他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也并不稳定。他做过许多工作,在纽约与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甚至给BMW汽车写过颂词。北岛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反倒成了人生的财富。
2008年,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20年了,此刻他离故土最近。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只是绝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这滴墨曾经点染出一个时代的轮廓。
也许,现在他依然不太适应香港的环境。他没有车,因为摸不清错综复杂的路况。在出租车上,他和工作人员说“香港诗歌之夜”的筹备情况,因交流困难,只好用英语。
北岛一次次饮尽杯中酒。他的声音浑厚而平静,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节奏。上世纪70年代他第一次见到多多,两人就是以歌手身份互相认识的。那时他才不过20出头,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还在后头。
在文章中,北岛曾回忆那个年代。那个可以为了一本书跑遍全城,可以为了一个想法争得面红耳赤的年代。曾经,《今天》编辑部人来人往,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在这里“吵得脸红脖子粗”,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前不久他获得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一份迟到的荣誉,而且还无法亲自领取。在获奖感言中,北岛写到自己的“缺席”——“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这么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缺席,但对这个时代,他的批评一直不曾缺席。就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里说的,“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北岛真诚地说,“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北岛的藏书并不算多。因为搬家频繁,很多丢在了路上。只有那些朋友的赠书,他像恪守承诺一样,不辞辛劳地从天涯带到海角。我从书架上抽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的《另一种声音》,扉页上有这位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亲笔签名:送给我的朋友北岛。
还有艾伦·金斯堡、盖瑞·施耐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书架上的名字几乎能构成世界文坛的“梦之队”。北岛说,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正因为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成为不同文化的批评者。
他一口喝完杯中酒,双眼湿漉漉的,看上去有些疲劳。只有这样的时刻,他才像一个60岁的人,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