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陆的标准，北岛的家显然算不上宽敞。狭长的客厅，摆着书架、餐桌、沙发、茶几和电视机，像一首意象过于密集的诗。诗人身材高大，再加上两位记者，房间就显得有些局促。拉开窗帘，诗境才开阔起来，墨色的海水带着香港的万家灯火一齐涌入，让人猝不及防。北岛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去厨房打开一瓶红酒。

妻子甘琦加班还没回家，5岁的儿子却已睡熟。北岛轻轻带上门，回到我们身边。

他显然对品酒颇有研究：斟，看颜色，晃杯子，闻，这才抿上一口。按他的说法，漂泊海外，酒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他向我们讲述在欧洲4年，换7个国家，搬迁15次的故事。

20年前，北岛开始了漂泊之旅。他先在欧洲呆了4年，然后定居美国。那时，他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也并不稳定。他做过许多工作，在纽约与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甚至给BMW汽车写过颂词。北岛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反倒成了人生的财富。

2008年，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20年了，此刻他离故土最近。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只是绝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这滴墨曾经点染出一个时代的轮廓。

也许，现在他依然不太适应香港的环境。他没有车，因为摸不清错综复杂的路况。在出租车上，他和工作人员说“香港诗歌之夜”的筹备情况，因交流困难，只好用英语。

北岛一次次饮尽杯中酒。他的声音浑厚而平静，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节奏。上世纪70年代他第一次见到多多，两人就是以歌手身份互相认识的。那时他才不过20出头，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还在后头。

在文章中，北岛曾回忆那个年代。那个可以为了一本书跑遍全城，可以为了一个想法争得面红耳赤的年代。曾经，《今天》编辑部人来人往，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在这里“吵得脸红脖子粗”，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前不久他获得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一份迟到的荣誉，而且还无法亲自领取。在获奖感言中，北岛写到自己的“缺席”——“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这么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缺席，但对这个时代，他的批评一直不曾缺席。就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里说的，“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北岛真诚地说，“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北岛的藏书并不算多。因为搬家频繁，很多丢在了路上。只有那些朋友的赠书，他像恪守承诺一样，不辞辛劳地从天涯带到海角。我从书架上抽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的《另一种声音》，扉页上有这位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亲笔签名：送给我的朋友北岛。

还有艾伦·金斯堡、盖瑞·施耐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书架上的名字几乎能构成世界文坛的“梦之队”。北岛说，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正因为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成为不同文化的批评者。

他一口喝完杯中酒，双眼湿漉漉的，看上去有些疲劳。只有这样的时刻，他才像一个60岁的人，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