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

他曾是一个北漂。北漂，指那些漂泊在北京的知识阶层，所谓漂泊，就是没有正式的北京户口，不算正式的北京居民，但又不是打工的农民。那些建筑工地上的民工还有菜场里摆摊的人，不算北漂，叫打工仔，因为他们的根还在老家，老家有房有地还有祖先的墓地。北漂，没有根，没有老家，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给他们一份职业，一个饭碗，一间出租屋，却不承认他们属于这个城市。也是，能怪北京吗？现在不一样了，北京正式户籍人口一千三百万，马路上跑的汽车就有三百万，比当年北京的人还多两倍。这样，就在北京多了北漂一族，处处都有他们的影子，他们除了没有一张户口纸，没有其他区别。今天他开车送我回家，他说：“我是2000年来北京的，原先在江西一座中等城市的银行当职员，工作稳定，生活方便，我们那里比北京生活要舒适得多，北京办个事，路远不说，还堵得人心慌。我是那年借调到北京一家财经报纸工作，干了一年，当记者。到北京这一年，出差坐飞机，到哪儿开会采访，都有人待为上宾，小红包也多。干了一年再回去，就不行了，天天坐在柜台前数别人的钱，一个月挣一千多块，生活永远平静得没有希望，一个单位只有头头有点权，这有权的位子，几十个人瞪大了眼睛望着盯着盼着！一咬牙，辞职到北京，当了北漂。头一两年难啊，白天找工作，晚上没地方去，就爱站在大马路的过街天桥上，看那川流不息的汽车，看得心里踏实，嗨，要在北京扎下来，不就是有车有房吗？有了机会，什么都会有，北京有什么？就是有机会！”他说话的气足，因为他真的抓住了机会，在甘露园买了房，正开着的是别克车。他自信他不再被人视为北漂，名片上印着董事长，多大的董事长？甭管多大，有房有车有自己的公司，这就是北漂一族成功的三要素。

我祝贺他，打心眼里祝贺，因为他赶上了个好时候，能当北漂，敢当北漂。我虽然今天有一页北京户口，但我并不比他幸运。“北漂”这个词虽然表明他在这个城市暂时没有扎下根，但他能自由漂动，来到这个城市，换言之，自由是有代价的，但毕竟得到了自由。我大学毕业，讲的是国家分配，两句话：“愿做革命的螺丝钉，拧在革命的机器上！”“当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当革命一块瓦，哪里需要哪里码！”这两句话豪迈好听，但很重要是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任别人来拧，来搬，来码！如果别人不要你动，你就动不了！我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大学毕业了，也有可能留在北京，但最后没留下，“服从分配”去了外省省会。这曾是人生一个伤口，听了“北漂”一席话，让我回到了1982年的那个夏天……

我在大学算是优秀的学生了，班干部，成绩全优，再加上写诗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奖，毕业分配前，有五个单位，向学校要我，就是说，在“服从分配”的大前提下，我有五个选择的机会，留校、去中央台、作协的刊物、报社、中央一家出版社，都是让人羡慕的好单位。大概命运有此一劫，一个记者弄来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把我写进了该报的一份内参，一家中央级的大报，准备把我当典型批判。（前些天还看见这家报纸一位编辑回忆当年思想解放时提到这事作为例子的文章，借以感叹思想解放得之不易。）在当年，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学校领导袁方，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她亲自带人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但报纸“尊严”要比我一个小小毕业生的名誉重要得多，报纸停止了已经开始的批判，但他们不认错，不道歉，不收回他们所做的一切。我记得很清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宣布了二百名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只有我一个人“等待分配”。事后，学校向原准备接收我的单位说明情况，因为有了“中央级报纸批判对象”这个现实，这些单位都不愿惹麻烦。学校最后向上级打报告“留校工作”，上级也不想得罪这家报纸，作出了“不能留校”的决定。也许今天“被报纸批评”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才五年，而报纸比法官更权威的时代还没有结束。事情整整拖了两个月，最后把我分配到外省一家省会的文联。学校为自己的学生尽到了最后的努力，专门派了一个系主任千里迢迢送我到新单位。系主任亲自向文联负责人黎本初先生说明了我的真实表现，在系主任和我未来的领导握手告别的时候，我心里想：“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结束了，现在正式移交俘虏！”说实话，今天的大学生不会遇到我这种麻烦事。那时候，一旦有人以某种“组织的名义”对你作出不公正处理，你几乎没有选择和抗拒的能力。那时候，除了组织分配安排，没有人能为你提供工作机会！除了单位分配，你不可能找到一间住房一张床！没有单位出具的介绍信，连旅店都不让你歇脚！你想“漂泊”，没有这个词，只有另一个词：“盲流”，沾上“盲流”，后面跟来的是派出所、收容站和遣返的警察！我至今还记得袁方老大姐临行前告别的话：“我认识两个诗人，一个曾是我的同事，一个现在是我的学生。当年我的同事邵燕祥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我没有能保护和帮助他；今天你这个诗人是我的学生，受到伤害被不公正对待，我尽力了但没有留下你，我请求你的原谅！”袁方老大姐真是个好人，她一直惦念着我这个学生。她知道因为有这个“事件”，我在外省工作的困难，她把我为学校写的校歌，推荐给法国的音乐家，我在外省收到了从法国给我寄来了六千法郎的版税。这首歌现在还是我的母校的校歌，我的母校现在改名叫“中国传媒大学”，我为她自豪，因为她将自己当年一个在校学生写的歌作为校歌，并且传唱了二十五年！

北漂把我送到家，我向他告别，我的故事我没有给他讲，但我想，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漂泊在这个世界的故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重要的是努力过了，在你的努力中，有那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