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

《保定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记载：公元1951年4月15日，保定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判决土匪肖桂英等七个匪首。

被押解出来的六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表情各异，或沮丧、或恐惧、或惊慌、或麻木，肖桂英则是一脸愤怒的颜色。

这七个人都是在保定横行多年的匪首，今天是枪决他们的日子，一路上自然是观者如堵。他们已经向政府投降了啊，政府凭什么还要枪决他们？当时票儿代表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啊！如何就不算数了呢？如此说，他们是被票儿骗下山来的了。票儿呢？他们一路上恨恨地四下张望。

太阳升起一人高时，保定军管会副主任张百强，分开人群，大步走上台子。宣读了政府的判决书。可惜，台下围观的群众几乎没有听懂张主任的南方口音。张主任招招手，两个战士走过来，竟把肖桂英押下审判台，走出了法场。

怎么单单把肖桂英押走了？人们正在纳闷儿，就看到有十二个战士大步上前，两个人按一个，刘连雨等六个匪首就被按倒在台上，只听到几声涩重的枪响，那六个匪首就先后滚落下台子，横在了河坡上。肖桂英被重新押回了囚车，她手上的绑绳就立刻被解掉了。人们这才恍然明白，肖桂英今天被押来，只是陪绑的哟。围观的人群里也有听清楚的，“刚刚张主任已经宣判了嘛，你们没有听到？肖桂英被判处十年徒刑。”

后来也有人私下里替肖桂英抱屈，是啊，票儿是在望都县城的四海酒楼，跟肖桂英谈好了条件的嘛！票儿信誓旦旦地说，只要肖桂英释放被绑架的干部和群众，把土匪全部带下山来，放下武器，就可以既往不咎。他保证肖桂英的生命安全。肖桂英这才放心大胆带着队伍下山投降的。她哪里想得到呢？刚刚走进保定西城门，欢迎她的并不是笑脸与热情，却是一群埋伏在城门左右，身手敏捷的解放军战士，她与她手下的六个匪首似入网之鱼，被当场拿下，五花大绑，关进了看守所。肖桂英那近八百多人的队伍，也全部被关进了保定城隍庙，逐个接受审查。

票儿啊，这件事儿干得有点不仗义了哟！且不说你过去在江湖上还有着一诺千金的名头呢，而且你现在已经是政府的干部了，你票儿是代表政府与肖桂英谈判的么，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可是，肖桂英怎么能知道呢？她在南关河坡的刑场上陪绑的时候，票儿正在市政府的办公室里，跳着脚与市委书记李震声吵架呢，二人吵得几乎要山崩地裂。

保定市委最初的方案是，只要肖桂英等人放下武器，释放人质，改过自新，不再与政府为敌，政府既往不咎，给他们安排工作。这个方案是在票儿去与肖桂英谈判之前，市委会上决议了的。票儿也是带着这些条件去与肖桂英谈判的。这是秘密啊！谁知道怎么就传到社会上去了呢？有些当年被土匪欺侮了的群众，得知市政府要宽大处理这些匪首，就愤怒了。他们越级告到了省里。省里的一位主要领导当下就火冒三丈了，打电话指责保定市的领导手软。对敌人手软，就是对人民群众的犯罪。对这几个投降的土匪头子，不管他们投降还是不投降，都一定要杀头，要平息民愤。或许，就在票儿与肖桂英在望都县酒楼上喝酒谈判的时候，省里要求枪决肖桂英等七个匪首的命令，就传达到了市里。市里的领导没有办法，只能执行。在票儿的据理力争之下，市领导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了，于是刀下留人，免了肖桂英的死刑，枪毙了其余的六个。

能吵出什么结果呢？票儿与李震声书记吵得口干舌燥，终于泄气地走出了市政府。他站在市政府门前，怒气仍然未消，又恨恨地跺脚骂开了大街。骂了几句，就不再骂。他明白，即使骂塌了大天，也没有只到的，也改变不了眼下的事实。他眯缝着眼睛，抬头看天，日头已上三竿，几朵闲云，时聚时散，行无定所。票儿知道，那六个昨天还在活蹦乱跳破口大骂的匪首，此时已成地下之鬼了。

票儿

票儿是保定高阳县人。

票儿的父亲是个绸缎商人，名叫王加林。王加林在保定高阳县西街上开着三处店铺，有钱。票儿五岁那年，被满城县的土匪张才明“绑”上山了。张才明把票儿当了“金票”（旧时保定土匪的黑话：富人称作“金票”；穷人称作“柴票”），找了一个“花舌头”（保定旧社会的黑话：指土匪与被绑者家属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说和人）去给王加林传话，要王掌柜出两万银圆领票（被绑的人家把“票”用钱赎走，称作领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