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上百农民工立交桥上堵路讨薪，致郑州主干道交通堵塞。一农民工代表称知道堵路是违法行为，但是迫不得已。（《河南商报》2月2日）

新闻中，一位农民工这样感叹：经过多次交涉，拖欠方都不理不睬。她曾找过郑州市建委清欠办和办公室，还曾多次找过北林路办事处，但对方都要他们去找建筑公司交涉，然而建筑方的负责人却迟迟不肯现身。“我就像皮球一样，被一脚踢过来，一脚踢过去。”万般无奈之下，这群农民工这才堵路讨薪，以胁迫公共利益为“要挟”，明知违法还是要展开“违法讨薪”。

像这样几近雷同的一幕，已经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这样的“违法讨薪”，不仅危害公共秩序，还充满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过激行为，就很容易酿成惨剧或者群体事件。而就算是讨薪成功，也有可能面临着警方的处置。广州媒体曾经报道，广州市公安部门表示，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目前此法收效显著。喜滋滋地拿到工钱，却要狼狈地接受法律制裁，“违法讨薪”的“杯具”就真正变成悲剧。

跳楼讨薪也好，堵路讨薪也罢，当然影响到了公共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可如果通过正常的渠道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谁还能去“违法”？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试图以“出格”的行为引起舆论和政府部门的关注罢了。所以，“违法讨薪”虽然在客观上破坏了公共秩序，但主观上却没有违法恶意。事实上，这样形形色色地以“跳楼”或者“堵路”为“看点”的权利表达，无不暴露出制度保障和制度救济的乏力甚至是缺位：是不是穷尽了一切努力去回应和维护弱势者的权利诉求？劳动维权渠道是不是随时保持畅通无阻？

城市管理的难处需要考虑，公共资源的无谓消耗令人痛心，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跳楼讨薪者的“冲动”，其实是弱势者权利屡屡受到侵犯、制度化维权途径不通畅、大众维权成本过高等权利语境的一个折射——“违法讨薪”已是“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如果“违法讨薪”仍然不能维权成功，这些弱势者的权利诉求就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就只能是无语的叹息和满腹的心酸。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