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有“仨坎”

财政投入缺乏成“硬伤”

近年来，国家在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但这些投入大多是流向了城镇医保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医院获得的财政支持实际上很少。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姚媛贞代表告诉记者，“市财政每年给医院的投入只有120万，还不够医院发一个月的工资。”姚媛贞代表说，如果不想办法营利，医院根本就无法运转下去。

“增加政府的财政补偿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在全国人大代表、株洲市江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武看来，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即使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也会通过提高医疗技术服务费、增设药事服务费等手段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其结果必然是“换汤不换药”。

冗员充斥运行成本高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潍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潍坊医学院眼科研究所所长康凤英认为，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还必须实行“管办分开”，提高医院运行效率。

“公立医院要轻装上阵，就必须改革现行管理机制。”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说，有些大医院患者扎堆，老百姓连挂个号都要排上半天队，可医院还是抱怨效益不好，亏损巨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管理机制不活、运行成本过高。

“一些公立医院的后勤部门，仅打扫卫生的人员就有几十个；说得不好听，医院成了一个‘小衙门’。”谢子龙说，这样管理体制下，公立医院冗员充斥、效率低下，回归公益性只能是一句空话。

农村医院人才少只能靠卖药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滨州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刘凤认为，人才的缺乏是基层医院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一些基层乡镇卫生院，大学本科毕业的医生几乎没有，大部分医生仅有中专学历，有的乡镇医院连最简单的接生手术都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卫生院不得不采取“多开药，开贵药”维持生存，而这样做的后果又使基层老百姓对基层医院大失所望，纷纷涌向城里的大医院。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坚持基本医疗的公益性方向。”不过，一些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认为，公立医院向“公益性”的回归之路，仍有许多难题尚待破解。

想吃便宜药还有仨难题

基本药物制度的确定和推出，对于解决老百姓吃药贵有深远的意义。一些人大代表认为，“基本药物”惠及更多百姓，还需解决医院用药比例不明确、药品招标地方保护抬头、基本药物配送不规范等三个问题。

“基本药物确定的品种那么多，可是我到有的医院为什么看不到？”针对这样的疑问，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说，基本药物制度推行一段时间后，确实减轻了患者看病负担，但总体上药品还有降价的空间。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明确医院的基本药物用药比例，三甲医院、二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各自的用药比例，应该明确出台文件加以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鹏说，由于对基本药物没有全国统一的药品集中采购标准，权力放到省一级，各地招投标地方保护主义抬头，成了“本地优先”，很难保证价格和质量公道。

“基本药物的配送，从现在来讲总的一个字是‘乱’。”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集团董事长肖伟说，有的是厂家配送，有的是经营单位配送，配送的费用是包括在产品价格之内还是之外，各地执行情况不一，国家应该尽早明确。

进口特效药不妨“强行仿制”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控制医疗费用”作为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被提出，“艾滋病、乙肝、丙肝和白血病这四种大病，绝大多数患者在使用国外药物治疗，消耗的国民财富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认为，应当增加重大疾病基本药物可及性，尤其是对一些进口药物，应灵活使用法律和贸易手段，作为解决“看病贵”的重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由于治疗这些疾病的外国药品生产商享有专利权，国内药厂无法进行通用药生产拉低价格，高昂的药价最终转嫁给了患者和国家财政。

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代表说，根据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多哈宣言》，一国为解决其公共卫生问题，可以通过颁布强制许可等方法，合理打破专利药物的专利垄断权，获得廉价药物。我国的强制仿制药物一定能大大降低药品的价格，这不仅能极大地提高我国的药品供给能力，更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提高非洲国家的药品可及性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