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阎世铎开始疲于奔命了。到了2004年，在失控的联赛赛场上，阎世铎所有的对足球改革的理想都已成为强弩之末。这年10月，以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上海中远、四川冠城、北京国安、青岛颐中以及辽足为代表的七家俱乐部联手向足协发难，要求“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对足球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就是所谓的“G7革命”。

2004年10月2日，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国安。因为不满主裁判周伟新的点球判罚，北京现代罢赛。比赛在中断12分28秒之后，周伟新宣布比赛结束，成为后来G7革命的导火索。北京国安罢赛后，大连实德的徐明插了进来。他组织七家俱乐部联合向足协发难。

G7大本营选择在香河，这里是北京队训练基地。他们起草了几十份文件，还写出了厚厚的“施政纲领”。当时，G7联盟在上海、北京等地秘密集会十多次，他们需要一个舞台和足协面对面摊牌。

颇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事件中，徐明发动的主要是民企俱乐部，G7中只有国安一个国资背景的俱乐部。而其他国资俱乐部像鲁能、泰达等，全部站在了足协一边。

阎世铎哪见过这阵势，他显得无计可施。此时，还是南勇老谋深算，他建议阎世铎联合地方体育局，以行政手段来扼杀“G7革命”。

2004年10月26日，北京某宾馆的会议室，中超投资人会议召开。

阎世铎不再惴惴不安，他的脸上偶尔有不易察觉的得意。他的身边坐着北京市体育局局长、上海市体育局局长、辽宁体育局局长等十几位重要官员。会议开始了，在徐明的示意下，张曙光正准备散发G7的材料时，阎世铎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还想闹？只要我们五位(阎世铎、南勇、薛立、张吉龙、杨一民)副主席还在足协，足协就还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就不允许你们搞乱七八糟的事情！”

阎世铎一发怒，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和时任上海市体育局局长的金国祥也先后站出来声援阎世铎和足协。一时间，各地体育局局长纷纷指责G7的行为，什么“文革那一套现在是行不通的”、“闹下去就是中国足球的罪人”等。阎世铎的盟友狂轰滥炸后，徐明等一时发蒙，本来想革命，最后却被革命了，怎么办？

徐明清楚地知道，G7单独对付足协还是绰绰有余的，可足协一旦联合求助诸如体育局这样的政府机构，G7的革命难免前途暗淡。足协可以借总局名义求助各地体育局，各地体育局“镇压”不了，他们还可以找当地政府。而在中国，哪个投资人敢得罪当地政府？

足协“消化”的一千万元人民币

2004年中国足球四大皆空。

3月，“超白金”国奥队丧失奥运会参赛资格。

8月，“铿锵玫瑰”在雅典奥运会小组赛中被淘汰。

11月，阿里·汉率领的国家队在广州天河体育场折戟沉沙。

国家之队全线铩羽，不仅伤害了全国球迷，也让供养这几支球队的千万元人民币打了水漂。

在10月26日投资人会议上，张海代表投资人要求足协公布中超财务预算。

11月23日，足协以邮件方式向十二家中超俱乐部公布了2004年中超的财务预算。在这份预算中，首届中超联赛的预算收入和支出总额均为1.3亿元人民币。

中超的收入只包括两部分：赞助商西门子投入的8100万元、中超广告赞助商和中超电视独家转播上海文广提供的4900万。

支出方面，各种税费、福特宝代理费用以及中超比赛组织费用这三项属于绝对支出，总共2946万。余下的10054万，则可以被认作是首届中超联赛的利润。这些钱在中国足协公布的账务中则将由足协、各赛区以及十二家俱乐部全部分掉。

足协与G7同盟强硬对抗，G7走进死胡同，足协更是慌不择路。阎世铎抛出的预算是什么东西？它像个黑色幽默，足协表面上迎合了徐明他们的诉求，保护了自己。但是，满纸数字游戏，等于让足协在财务问题上露出无数条“尾巴”。

表面上看，中超收入和支出总额均为1.3亿元人民币，中超还没结束，竟然收支平衡了！账算得很有中国特色。几笔收入摆在那里，貌似合理。但是，支出部分是否都合法？

预算里支出的最大部分，是俱乐部的分成，总额为6600万到7200万元人民币。每家俱乐部是否收到应得款项，核实一下就能清楚。但是，中国足协提留的1753万到2353万元人民币具体都到哪儿去了？其他 1307万的各种关税、增值税、杂费、营业税及附加费等，是否有合法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