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英”

不要丑化农村基层

本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一位代表提议修改《刑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打击农村基层选举中的贿选行为。“打击贿选行为”是个好建议。不过，问题只是指向“村级自治组织的贿选”，似无必要。我国《刑法》实际上对贿选罪是网开一面的， 似乎我国就根本没有贿选这么回事，新闻也没有报道一桩“有影响”的贿选案。说不上什么影响的，新闻差不多是当趣闻花絮报道的。倒是有一些，例如，某地选村长，给“选民”发“红包”，有人吼出一百，有人就敢出价五百，最后当然是出钱多的“竞价”成功。这就算是目前中国媒体报道的最著名的一类“贿选案”了。

看起来，中国的政治选举应该是世界上最清明的了，因为贿选就只在最基层的自治组织中发生。广大农村社区基本上是历史形成的自然村(现在有了行政村一说)，村委会不是国家政权，村实行自治管理是“真正的法治”。而村民的自治管理能力，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明素质。但我们现在透过新闻媒体看到的，是村民自治管理能力如此之差。现实中，城市跟农村割裂，城市里又充斥着是刚刚城市化的农村人口。新闻媒体在这方面起到了真正的引导作用。省城电视台的深夜专题，八成就在讲乡村的不堪，记者在镜头里面跑上跑下，简直兴奋极了。

长期以来，农村向城市输血，除了粮食矿藏，知识青年也不断逃离农村。农村人口减少，并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在文化上，几十年来不仅谈不上什么积淀，反掉传统以后，就是空虚化。这给乡村自治带来了困难。但是，即便这样，乡村仍然可以实现自治，而且可以实现得比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民主选举好。任何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正义诉求总是来自最基层的民众，这跟文化素质无关。为正义把官司打到最后的，总是秋菊。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精英阶层，其道德水准和正义诉求则更加不堪，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比一个农民更容易跟强权与非正义达成妥协，实现互利。特别地，在跟农村和农民争利的时候，中国的精英阶层从来没有手软过。反过来又是他们在嘲笑农民的无知，或者以忧郁的目光悲悯地望着乡村的败落。

现在，人们相信，村民是无法“自主地”实现自治的。因为传统的宗族和乡绅文化已经消失，正义和秩序的维护，被认为需要依赖上级政权的干预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输入。这就给某些人以国家干部的名义粗暴干涉乡村自治壮大了理由。实际上，以强权干预乡村选举，既违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而且就害处而言，甚至要超过竞选人向村民贿选。贿选绝对应该严厉打击。在我国澳门，它可能被判处八年徒刑。但是，相比之下，农村熟人社会里的所谓贿选，并不比其他任何层面的贿选危害更大，绝没必要只打击前者。 何 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