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我说从北大学到了东西，并不是说当时北大的学术比现在强。在我看来，大学对学生最大的训练是教他或她怎么当一个“君子”。这也恰恰是被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遗忘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

我对这里讲的“君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我用英文来定义，是因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现代词汇。这样的君子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和意志，有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么应付挑战，怎么自我发展，怎么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样说也许还是太抽象，不妨举个例子。我最大的幸运，是恢复高考招生后，一些下过乡的大龄学生成了我的同学。比如我们宿舍六个学生，老大老二都姓吴。入学那年“大老吴”32，“二老吴”28，我则不到18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大老吴”的经历最奇。他之前就曾考上北大，但因为才气太冒，马克思的书读得太多，对当时批判“毒草”电影《北国江南》的运动看不过去，于是参照着自己熟读的马恩选集给上海的《解放日报》投稿进行辩论。结果，不但没有给人家马列一场，反而被定为反革命，北大的录取资格被取消，并被告之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根据他的事后回忆，听到消息后，从没有碰过酒的他，跑到一家小酒店，买了一杯最便宜的烈性白干儿，一饮而尽。酒如一团火从喉头坠到胃里，像个小炸弹一样翻腾起来，忽地一下顶到了头上——他就这么下乡了。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

记得一次我们室友几人出去吃饭，有个要饭的跑到桌子边来。好容易打发走后，我嘟囔一句：“这种人很多都是装的。”谁知“大老吴”一下子火了：“你不想给钱可以，别这么说。告诉你，我要是不被及时平反，说不定就变成这个要饭的了！”我看着他羞愧万分，说不出一句话，也上了人生最大的一课。

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东西还是敬佩后的恐惧。当他们被踢到乡下时，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还有机会上大学。大部分人都丧失了希望，过一天算一天。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要死要活地干完农活后，饿着肚子继续看书！也正是这些人最后抓住机会回来上大学了。

看看他们，再掂量掂量自己，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要是到了那种环境，肯定完了。我的人格中，根本不具备他们身上有的那种东西。我现在在北大，和他们这些老知青在北大完全不同。他们是凭自己的人格战胜了环境进了北大，我则是靠好运气（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恢复高考）进了北大，我完全是被环境塑造的。环境可以成就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毁掉。我无法知道以后将碰到什么样的厄运，当然也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控制。

怎么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我在这种心理的危机和焦虑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教育目标：培养这些大龄同学所具有的品性，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做到不放弃。我甚至庆幸地想，我算是幸中大幸：命运放了我一马，上山下乡和我交臂而过。好在如今我觉醒了，要事先把自己的品格打造好，准备应付各种挑战。以后可以倒霉，但不会被生活给摧毁。记得“大老吴”在毕业留言时写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老实说，刚刚进北大时，我是一个没有坚强性格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一切跟着环境走。毕业时，则至少有了把握命运的性格和自信。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所谓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中的“君子”，就是这种能够自主自立的个人。大学是学本事的地方，更是学做人的地方。你大学毕业时，就应该成为一个君子，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有改变社会的能力。不培养这种君子而只教技能的大学，所给你的是训练，而不是教育。我在北大，也许没有学到什么实际本事，但是懂得了君子是什么。这是我的大学生涯最大的成功。

培养君子，是所谓“通识教育”的基本理想和目标。我主张大学生多读文史和基础科学，追寻自己心灵的声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毕竟，大学这四年，是要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并看看在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上能做得多出色的时期。你要从为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最大努力和奉献中，获得人格的训练。而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过程，包括克服一切外在的阻碍，在恶劣的环境中享受自己心灵的成长。

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人永远不可能对自己的环境感到满足。但如果在别人“不堪其忧”的时候，你能居陋而不改其乐，你就会享受真正属于你的高等教育，你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摘自《价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