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韵

上世纪70年代，不记得是1974年还是1975年，一个插队多年的朋友终于被分配到了平遥柴油机厂工作，我特地请了假去看望她。在那样一个枯燥而严峻的时代，年轻人之间这种交往，就像是在精神上互相取暖。

那是我第一次和古城平遥邂逅。

那一晚，就在那看得见城墙的小房间里，我们喝廉价的、糖水似的葡萄酒，用柴油在煤油炉上煮饺子。古城买不到鲜肉，朋友打开一瓶珍藏多日的罐头红烧肉，剁碎了，再掺入胡萝卜和大葱做馅，竟是别开生面的香。一群人，还有朋友的朋友，大家都喝得过了量，又说又唱，唱邓映易编译的那本《外国名歌200首》上的苏联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还有，“为什么，我苦难的命运，送我到，西伯利亚……”

白天我们逛街，小小一座城，没什么可逛的，老式的街道，老式的铺面，卖一些必不可少的生活日用品，油、盐、黑酱、二面的饼和馒头、槽子糕、凭票证购买的色样单调的花布。从那些幽暗的铺面深处，飘散出古城特有的气味，一种年深日久的芜杂和诡秘的混浊，又清冷又温暖，又寂寥又热闹，奇怪地吸引你又拒绝你。

如今，平遥古城举世闻名，晋商和票号，幸存的城墙和明清建筑，已成为平遥的符号。这是全世界的平遥。每年，我几乎都要陪远道而来的朋友或客人登上高高的城楼。它一扫当年的苍凉，红灯高挂，旌旗招展，像一个穿上了盛装的新人。它尘封的历史和光荣，突然之间，变成了显学和家喻户晓的故事。我找不到我朋友当年的那城墙的踪影，我找不到属于我朋友的古城和荒芜的岁月，我站在城头，寻找那扇窗户，曾经，有酒有歌的窗户，古城夜晚的歌声，它在哪里呢？我一片茫然。

1978年，我朋友参加了高考，来到了省城读书，从此离开了这被她视为驿站的古城。此后多年，她一次次离去，她总是眺望远处，最后到了一个叫做杜伊斯堡的德国城市，一个更遥远更陌生的驿站。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这几乎就是天边了，没有更远的地方了，她还能到哪里去呢？

据说，她死于一场急病，没有人能说清楚她是怎样发病、怎样挣扎、怎样弥留，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见证。她举目无亲——这就是驿站的本质。在她离世多年之后，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幅画，画面上，是深夜的一个街道，雪夜，只有寥落的一个夜行人和一扇亮着灯光的窗户。灯光投射在雪地上，那么孤寂，却又那么温暖，那么光明和诱人，像命运之光。我一下子想起了我朋友的古城，那扇不夜的窗子，盛满歌声，也盛满朋友间相濡以沫的慰藉。我想，在那个杜伊斯堡，大概是没有这样一扇窗子，一片温暖和光明的灯光，在黑夜中诱惑着她一往无前地投奔。

两千多岁的古城，六百多岁的城墙，它们的仁慈和恩义，是不动声色的。在最黑的黑夜里，它们容留了一扇光明的小窗，一扇精神游子们相互取暖的小窗。其实，有这样一扇窗户的地方，还能称作是“驿站”吗？

那才是我朋友的古城，也是我的。

摘自《太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