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30年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称得上富裕群体的很少，基本上是“共同贫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推动改革的时代强音。

30年后，“先富”政策效应已经充分显现，我国富裕群体逐渐壮大，财富正逐年增加，但富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复杂。社会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96，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我们不禁要问：“共同富裕”难道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人们希冀，2010年成为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年。

七种致富类型：

中国先富群体的成长轨迹

中国的富裕群体是伴随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至少出现了七种致富的类型：

政策致富。政策致富是一般规律，好的大政策使大多数人致富，行业性的、部门性的、地区性的好政策使部分人致富，这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好政策使中国不断走向国富民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政策逐步放开，率先在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涌现了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旅游、房地产、金融、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深圳、珠海、厦门等特区的出现，在东南沿海出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波致富热潮，许多人纷纷下海经商，其中很多人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实业致富。实业致富主要是靠办企业、出产品致富。1979年改革开放，计划因素从绝大部分领域逐步退出，民营资本得以进入民生行业、轻工业、服务业等。20世纪80~9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家族(家庭)企业是典型的实业致富，他们生产鞋子、袜子、罐头、衬衫等民生必需品和打火机、手电筒、缝纫机、家电、塑料等家用轻工产品。当时的消费市场特征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和购买力低，消费者只在乎“有”，较少要求“好”，使得这一批企业主迅速致富。

投资致富。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只能购买政府债券或银行储蓄，投资渠道狭窄。随着经济发展，金融债券的投资渠道被拓宽。

例如股市。中国股票市场的疯涨和狂跌，使一批人成为富翁。

又如房地产市场。进入新世纪以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和二线城市房价出现普涨、暴涨，涨得连房地产老板都不敢相信。

资源致富。资源即是财富，谁掌控了资源，并把资源变资本就可以使自己变得很富有，一个地方是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占有资源，掠夺资源，整合资源就成为市场经济中谋求致富的一幕大戏。山西煤老板就是靠煤炭资源致富的一群暴富者的代名词。

中介代理。中介代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细分的结果。

中介代理者中，中层经理以上者的收入都非常高，达到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量级。这是新兴的财富群体，高收入中介代理者中有文化经纪人，他们是在演出、出版、影视、娱乐、美术、文物等文化市场上为供求双方充当媒介而收取佣金的经纪人。还有保险代理人。以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为标志，中国保险业迈入深度发展的时期，保险代理人作为新兴的行业发展起来，中层保险经理也成为社会的高收入群体。此外还有在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工作的人，他们都有可观的收入，是先富人群。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创造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与财富创造和先富群体的崛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2006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五大专利大国。中国的知识产权市场也开始逐步发育和完善，使得智力成果的价值能够顺畅通过市场获得价值体现，知识产权所有者(学者、教授、艺人、作家、技术人员等)也因此可以获得可观的财富，藉此迈入富裕阶层的行列。

如2009年中国作家排行榜中，第1名郑渊洁2000万，第2名郭敬明1700万。明星、艺术家的收入更高，成为“天之骄子”。他们的高收入与中国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息息相关。又如软件业。

违规违法致富。从计划到市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制度，需要一个过程。有的人就利用这个过程中的不完善捞取好处。

如利用“双轨制”致富。一些商品是计划定价，一些商品是市场定价，而市场定价是高于计划定价的，这就导致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倒卖产品和批文，富了很多人。还有的靠走私货物致富。包括从国外走私进来汽车、摩托车、原油等。还有的靠坑蒙拐骗致富(如传销)，靠贩毒贩卖文物致富，靠污染环境致富，靠行贿受贿致富……市场经济是一个大染缸，如果调控不好，就会出现各种违规违法致富的现象。

这就是30多年来中国先富群体、大富群体、暴富群体的富裕轨迹和富裕途径，无论是靠政策致富、实业致富、投资致富，还是靠名望致富、教育致富、科技致富、知识产权致富，或是靠权力致富、关系致富、精英结盟致富、其他违规违法致富，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中国市场的活力与机会，是老百姓寻求致富的方式和希望，是中国进一步向前的动力。

先富群体产生的规律与趋势

规律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诞生

1949年到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首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1953~1979年间，中国社会一度存在以富有为耻、以贫穷为荣的社会思想和舆论，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使谁都不敢致富。

改革开放使一切成为可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开始引入。政策致富、双轨制致富、实业致富等使第一批先富群体得以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经济组织方式和科技领域出现重大创新，于是投资致富、知识产权致富成为最新的致富渠道，新的职业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造富的过程。

规律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中国的财富群体之所以能致富，都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1980年后的政策致富和实业致富是对当时社会巨大潜在消费需求的反映。商品短缺是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高频词。短缺经济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后，由于本身存在的巨大消费量和国内外消费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国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在鞋子、袜子、衣服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庞大消费需求，给东南沿海的相关制造业带来了长期的繁荣发展，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之后又有了家庭投资理财的需求，于是金融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中国老百姓的投资需求提供了相应的机会。

进入21世纪，知识、科技、人才、信息等各种现代化的生产要素，越来越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许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百万富翁、千万富豪、亿元大佬被成批制造出来，其中一大批作家、明星、软件商迈入富豪群体。

规律三：致富与政策高度相关

中国富裕群体的产生和国家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国家计划在一些领域内的退出，才给了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富裕群体本身就是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例如：“抓大放小”政策给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腾出了空间和舞台，保险业政策出台促进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股票债券机构和法规的出台促进了股市的生长，城市化战略给了房地产业巨大的发展空间。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前期主要是释放性的政策，在轻工、农业等产业的政策都属于释放性政策。改革开放后期，尤其是迈入21世纪，政策的制定更具有先导性和前瞻性，例如在网络技术、概念产业、3G通信等方面。处在改革和转型期的中国，政策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说政策引向哪里，富裕群体就可能产生在哪里。

规律四：致富越来越从低端向高端发展

纵观当今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那就是从基本消费品时代迈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再从耐用消费品时代迈入知识创造品时代。

基本消费品经济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衣食”，即主要解决吃饱饭不挨饿、穿好衣不受冻，蔬菜、食品、纺织、服装、鞋帽等行业都属于典型的基本消费品时代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79~1990年间大概处在基本消费品时代，生产和销售服装、鞋帽、打火机、罐头、煤油等都是当时普遍的致富形式，东南沿海的个体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产业来做。

耐用消费品时代主要解决“住行”，住的方面有房子、家具、空调、洗衣机、电视、装修等行业，即房地产和其相关产业。行的方面有汽车产业、交通运输业、铁路网络(高铁、地铁)、出租车行业等。1990年至今，中国仍处在此阶段。

预测：未来的富裕群体将是知识创造者

知识创造品时代，主要与知识产权创造和精神消费有关。典型形式有文学产业、电视产业、电影产业、音乐产业、创意产业、概念产业、软件产业、广告设计、奢侈消费业等，主要是靠知识智力来生产，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潜力无限的智力创造资源，不断加大的政策支持，这将成为中国未来富裕群体产生的内在逻辑。

财富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分配财富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则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最为稳定、和谐的财富分配目标。除事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重大国计民生等重要领域之外，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实现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才有可能在全社会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才是解决根本问题之道。

中国需要先富群体，需要越来越多的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造富裕起来的百姓大众。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都离不开谁，只强调一方的重要性都是片面的。

如果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处理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关系，中国先富群体的成长将会是畸形的，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将难有持续的动力支持，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会遭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带来的巨大挑战。

据《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