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含义

施雪华在《社会科学》撰文认为，“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模式或曰政府形态。理解这个概念，要着重把握四点：第一，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的重心在于社会服务。社会服务职能是服务型政府的主要职能，其他一切职能都处在次要的位置，服从于社会服务职能这一中心职能的实现。这就是说，社会服务本身就是目的，是服务型政府存在的价值所在和主要依据，服务精神应该贯穿政府活动始终以及一切政府活动中。第二，服务型政府提倡公民参与，并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提供社会服务虽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但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怎样提供服务，却不取决于政府意志，而是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和要求，政府必须对公民的服务要求做出前瞻性的回应。否则，政府提供什么服务，公民就得享受什么服务的强制式服务供给方式是违背服务型政府本质的。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认为的社会服务塞给公民，而公民却有可能不需要这种社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恩赐的服务就会变成强加的痛苦。因此，必须健全公民参与机制，畅通公民参与渠道，让公民表达和选择各自需要的社会服务。第三，服务型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平等、合作的新型互动关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对于公民获得的服务质量和数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传统政府模式下，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公民往往不得不仰视以官僚制组织起来的庞大政府体系。工业文明的到来，使政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摆脱了小农社会所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形式上的、法律上的平等，但是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打了很大折扣，其服务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四，服务型政府是对传统政府模式的根本性改变或曰超越。“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新的政府类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传统政府模式相比，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组织结构进行了全局性改组，价值导向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因此，“服务型政府”绝不是对传统政府模式的修修补补，也不是对传统政府模式进行局部性的、操作层面的改革。没有质变，服务型政府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

安全治理模式的意义

崔顺姬、余潇枫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撰文认为，传统的安全或战略研究常常把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维护看成是一种“零和游戏”，国家的安全最终是依靠“自助”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成了防御威胁的主要手段。相比之下，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发生的形态及蔓延的层次更加复杂多样，因此构建安全治理机制需要的不是如何“自助”，而是如何“合作”（尤其是跨层次、跨领域的合作）。从这个意义讲，安全治理应注重如下几点：第一，安全治理提倡的安全维护途径和方法已经超越了“冲突”和“自助”的逻辑，它提倡的是以“和合”为前提的“优态共存”的理念，是一种“共同治理”的模式，即以追求和合、共建安全的方式获得良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第二，超越国家提供安全的观念，有效调动多种行为体的参与，并最大限度地整合多种资源。第三，建构没有共识认同的安全治理将很难达到有效治理的效果，因为治理不可能仅靠强制性的命令来完成，治理更需要自愿的参与。第四，安全的维护途径和方法需要制度和体制的支撑。有了合理的体制就可以更有效地整合不同行为体的参与并对资源进行调配，防止人力和资源等的浪费。第五，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安全治理要准确把握安全威胁引发危机的触发点、临界点，尽可能将安全维护控制在导致非常态危机（如社会解组、民族分裂、政权倒台、战争爆发等）的临界点之前。而最为理想的状态则是提高安全的指数以确保良好的安全环境。

社区公益服务的制度创新

马西恒在《文汇报》撰文指出，统筹国家福利与社会公益，就是让两者在一个新的机制中统合起来，形成社区公益服务的大格局。由于社区公益服务涉及从政府到社会直至公民个人的多重责任，其运作链条也可区分出比商业性服务更长的专业环节，因此，形成一种良好的社区公益服务机制，更多地取决于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围绕一系列社区问题展开的有组织的参与和互动。现实地看，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差异越来越大、问题明显多发，而社会公益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却存在巨大缺口。在社区生活中，社会化运作的公益服务和行政化运作的国家福利互不衔接，进一步加剧了这个矛盾。治理理论所启发我们的并不是推出一个理想目标，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解决方案，它包含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机制：价值共享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参与激励机制。在社区公益服务有关各方互动与合作中，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和基层党组织是最为主要的行动主体。没有多主体就不会有治理和参与的问题，自然，要使上述机制顺畅运转，就必须将这四个主体有机配置起来。为此，就要做到政府责任明晰化、改革社会公益机构、推进社区居民公民化、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公共化。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奂平清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撰文指出，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过程，是指各个国家、地区和社会之间形成各种复杂和多样性的联系。全球化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民族国家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第一，从时空环境看，随着资本、商品、服务、技术和信息的全球流通，民族国家的边界及其封闭性管理体系日趋开放。第二，从经济上看，相互依赖的跨国生产和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使得民族国家经济自给程度降低，国家对经济系统的调控能力在减弱。第三，从政治上看，环境、能源、经济危机、核扩散、恐怖主义等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需要各国合作行动，致使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界限受到质疑和挑战。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非国家组织的涌现，淡化了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国际关系中多边干预和单边主义行动也使得民族国家主权受到冲击。最后，从文化层面看，全球化使得人类在尊重人权、保护生态环境等价值方面趋向共识，但全球化带来的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和工具主义等方面，对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带来了冲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认同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全球化推动的一体化和更为广泛的联系，使得民族国家认同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