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男的在码头上做装卸工人，一天，收了工，筋疲力尽，准备回家，远处走来一位姑娘：淡绿色的衬衫、纯净如水的眼睛，美丽的两条麻花辫搭在肩上，就像一棵初春的嫩柳，又像一阵清新的四月间的风。她是他初中时的同学，她那么美丽，他羞愧起自己褴褛的衣衫和满头的灰尘，但还是抬起所有的尊严，挺直了身子。姑娘欣喜地呼唤着他，她没有忘记初中时那个英俊、聪颖过人的少年。这声呼唤，触动他心灵里最柔软的东西，几使他感激涕零。

他是资本家的儿子。虽然，父亲也曾是进步的民主人士，“文革”时，还是在劫难逃。

他们开始了交往。她入迷地听他谈哲学、文学。她痴痴地看他在纸上挥洒出一片铁画银钩。他的前程完全是未知数。她执拗地跟他来往，全然不顾家里的反对。

1977年恢复了高考。他考上了名牌大学，她却落榜了。他要去上海读书了，在码头边，他们依依惜别。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就像那被风灌得鼓鼓的帆。她惴惴不安。现在，她是丑小鸭了。她仍在工厂做工，那个年代工人的地位也不低，但她心虚虚的。他说：“毕业了，我回来。”

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他，受到老师和同学的青睐。多少系里系外的女孩暗恋着他。校长的千金和他同班，对他暗生情愫。校长是他们的现当代文学老师。校长洞悉女儿的心事，他本人也喜爱这位学生，想把他留下来。有时候，校长让他到家里帮忙整理资料并留下吃饭。许多同学都看出了一些苗头，只有他自己，心无旁骛，沉浸在一种纯净的学术氛围里。他也想留校，甚至开始留意她可调动的单位。

他们初中时的一位同学，也在这所大学读书。一次回家，他委婉地暗示她：校长的千金看上了他，可能他会被留校。她所担忧的事终于来了。反复地思虑，她无法割舍这个心爱的男人。她终于想出了一个方法，写信给学校的校长和书记，说自己是他的未婚妻（其实那时他们并没有婚约），并请组织上照顾，毕业后让他回原地。

校长父女突然对他冷淡起来，留校的事情再也没提起。他隐隐感到有点反常，但没有去探究。他回来了。在轮船码头，她在等他。终点就是起点，他也并不怎么失意。他在当地的一所普通高校任教。他娶了她。

他们跟所有平凡的夫妻一样，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精打细算。虽然，精神上并不是没有距离。婚姻，有美满的，可过的，可忍的，不可过的这么几种，他们应该属于“可过”的那一种。他永远记住在码头，她那声亲切的呼唤。她的心头，总是有那么封信。所以，他们彼此包容着。现在，他们有了孙辈了。黄昏时，他们经常去码头边散步。

终于有一天，她说：“我这辈子有件事瞒着你。我曾以未婚妻的身份写信给你们的校长、书记，要求学校照顾我和你的关系，分配你回来。现在，我们老了，不说出来我闷得慌。你不怪我吧？”他怔了怔，面朝远处金光粼粼的海面舒了一口长长的气，淡淡一笑，他说：“都过去了，还能怪什么？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夕阳，他将她揽入怀中。她两行眼泪，在岁月的皱纹里尽情流淌下来。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