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琦

到徽州，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水与人——特别是水与文人。

但我说的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而是泛指整个徽文化地域性的那份盈盈复脉脉的独特风水；活泼的信息素，多样的生态因子以及变化无极的丰沛气场、生物场……

尤其徽州本地人，特别讲究“得水”，给我印象颇深。倘我的理解不错，得水，几乎等同“得天下”。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万物的第一性，胎生、卵生动物的第一需要就是水。

水的圆通，低就，韧性，已如基因般深嵌、染色在徽州人的细胞里。这也是徽州文人、徽州商人能成大事——能领近代中国商业大潮、能开一代新文化运动的堂奥所在。

譬如胡适。从胡适的为人为文中，从他一生亦政亦文的大跌大宕中，都不难看到水的品性在起潜在作用。包括他与毛泽东、蒋介石的矛盾复杂关系，许多看似难解的困境，最终都被他身上某种特殊的禀赋：如水的绵韧、隐忍、委蜿、穿越，中和化解了。他能终其一生不离不弃小脚太太，也得之于他带有徽州人水样善忍的结构性遗传因子：宁肯如弱水牺牲小我，也要保全中华人伦传统之美德——虽则这并不妨碍他同时猛批中华文化中保守、僵死、专制的另一面。

写到水，写到胡适，我总难耐地想到与他同时代的鲁迅和秋瑾。此二人，特别是秋瑾，是我最敬仰的中华女杰。他俩都是绍兴会稽人，那亦是个名闻天下的水乡泽国。然而蹊跷的是，此地不差水，却差水样文人。岂但与水无干系，此二人都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一个是誓死殉国求大义的巾帼英雄，一个是见招拆招、见恶扫恶的文坛名打。

看来，此水非彼水。出生在水之故乡，并非皆如水般阴柔圆润。先天的区位因素，抵不上后天家国的大劫难对人的塑形影响更大。鲁迅与秋瑾，不仅是水乡的异数，更是那个黑暗社会的异类、畸变者。

相对于胡适，相对于一种生命智慧，我更倾向前者。尽管就人格走向，我更器重后者。但延续保全物种生命，是演化的无声律令。没有顽强善变的可持续生命，再伟大的使命也难以为继。

在这一点上，我最配服中国文人中的钱钟书、杨绛夫妇。此二人，水静沙明般的生命态式与写作恒性，充满大意境大精神。一个写在人生边上，一个活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先去了天国，活在人生边上的再接着写。现如今，快百岁的杨老太，不仅发飙地写着思考着，且如晚年的托尔斯泰，恨不能得到更多真理。这真是一种上善至水的大美德！

我毫不怀疑，在这个群起争利的大闹市，谁能保有水的定性、柔性、韧劲与后劲，谁就一定能不争而胜，成为最终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