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把主任送到了火车站，我们在进站口拥抱着，都哭了。很多人走过我们身边，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他们不明白两个大男人为什么还要抱在一起，还要哭。主任说：“保重，保重。”然后就走进了候车室。

送走主任，在回家的路上，我双腿酸软，每骑一段路程，就要坐在路边歇歇。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抽空了，一下子没有了依靠。

我只能在南方飘着。

几个月的三轮车夫生活，让我又黑又瘦，但是身体很结实，胸大肌也突出了，摸在手中硬邦邦的。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会光着上身，抽着一元钱一包的劣质香烟，慢悠悠地走过大街；困倦的时候，我会坐在车上，头枕着铁条焊成的栏杆就睡着了；我的嗓门也洪亮了，经常和别的三轮车夫用很粗的话语亲切地对骂着；我的双脚灌满了力量，为了生活，我什么都能忍受。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三轮车夫。

只是有时候，心中会泛起一阵苦涩：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办？该走向哪里？

有一天黄昏，我刚刚接过三轮车，骑行在大街上，还没有接到一单活，突然传呼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想可能是哪个客户在约我拉东西。自从走上职业化的三轮车夫的道路后，我也开始派发名片。而所谓的名片，就是写在纸片上的传呼号码，见人发一张，上面还写着“拉人拉货，价格从优”。每一个行业都有竞争，社会最底层的三轮车夫也不例外。

我骑到一个IC电话亭前，拨打电话。多年前的城市里，大街小巷都是IC电话亭，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插入IC卡，就能打通。现在，IC电话亭成为了文物，它的踪影从很多城市的街巷消失了。那时候满大街都是人力三轮车，现在也消失了。

电话拨通了，居然是那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送往火车站的那名男子，我几乎忘记了他，这么长时间了，他一直没有联系我，我没有想到他会在今天呼叫我。

他说，他就在距离省会城市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县级市里。他问我是否愿意来他们哪里，他向这家县级市的日报推荐了我，报社一名副总编让我第二天前去面试。

我说，愿意。

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省级报社和县级报社的差别，我以为全国的报社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只要依靠我的实力，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那天晚上我只接到了一单活，然后就回家了。我睡在那间门口写着“意志战胜一切”的房间里，很长时间都难以入睡，我在想着面试会问些什么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我设想着我就是那家报社的副总编，我会问些什么呢？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这些自己精心写作的作品，能否给自己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去那家县级市的火车，然后，来到了那家报社。

副总编说：“你的情况，张馆长都向我介绍过了，今天让你来看看，看我们这里怎么样？”

我莫名其妙：“张馆长是谁？”

副总编笑着说：“你还不知道啊，他说他坐过你的三轮车。”

哦，原来那个50多岁的男子，要求我送他去火车站的男子，就是张馆长。副总编说：“他是我们这里文化馆的馆长。”

于是我就说了那天晚上的奇遇，我在路灯下看书，我拉着张馆长沿着江边大道骑行，我说起了我当时的处境。

副总编一直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他很诚恳地说：“留在这里吧，我们马上就要改版，要由4个版面增加到8个版面。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记者。”

我点点头。其实当时我已经无路可走了。那时候的报社招聘还没有通过电脑实行，招聘的方式也很原始，一是在报纸上登招聘启事，二是依靠人介绍，三是从自己找上门的人中筛选。

副总编带着我从报社一楼走到三楼，从总编室走到了采访部。他指着采访部里一张空着的桌子说：“你来了后，就坐在这张办公桌旁。”

我深受感动。

当天中午，副总编叫来了采访部正副主任一起陪同我吃饭，那一桌丰盛的饭菜让我喉结不由自动地蠕动。很长时间也没有吃过这些了。那亮灿灿的红烧肉，流着油汁的鸡块，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挪不动一寸。可是我竭力压抑着心中汹涌澎湃的食欲，强行咽下奔腾而出的唾液，我想：咱是文化人，文化人就要有文化人的样子，不能让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