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冯 国 梁 娟

24年前捐出的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今何在？在捐赠人卓登一再追问和媒体曝光下，陕西省咸阳市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调查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调查情况通报在一些关键性事实上语焉不详，且对记者的提问不予回应，由此招致公众更多质疑。围绕于右任书法作品“捐赠后失踪”事件，新华社记者对调查组进行了采访。

“自查”能否“自证清白”?

据捐赠人卓登介绍，他原为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农民，其父卓敬亭和于右任是咸阳老乡，长期追随于右任，生前保留了一批于右任的书法作品。1986年6月，他将其父遗留的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捐赠给咸阳市政协，随后，咸阳市为他一家5口办理了“农转非”户口，并增补他为市政协委员。从1999年开始，卓登一直要求查看这批文物，结果发现“去向不明”，此事披露后引发公众热议，社会上出现“当地干部可能私分文物”等质疑声。

咸阳市政协秘书长田晓东7月3日向媒体通报情况说，市政协和市公安局成立的联合调查组依据有关证据证实，卓登捐赠的书法作品流向如下：一是1992年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合举办于右任书法作品巡展后，具体负责巡展的崔德志2001年将其中的78件移交三原县博物馆保存，另24件由其与巡展工作人员张爱丽保管；二是卓登本人1988年曾领走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10件；三是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1991年从咸阳市政协借走6件至9件，正在调查核实中。

对于调查组的情况通报，卓登和一些干部群众首先提出质疑：咸阳市政协“自己调查自己”如何保证公平？作为当事方之一，咸阳市政协应当是主要被调查对象，但现在政协干部却成了调查组成员，而且调查组组长由市政协一位副主席兼任，这样的调查好像完全由市政协主导，权威性不足，公正性存疑，咸阳市政协难以“自证清白”。

咸阳市政协调查组对此回应称，调查组以公安为主，政协主要是配合警方调查。而且目前只是初步调查，不是最后结果。一位参与调查的咸阳市公安局警官也承认：“按照办案程序，目前公安机关仍处在进一步调查中。办案要以证据为主，现在有些事情还没查清！”

事件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咸阳市政协就宣布“查清了作品流向，没有被私分”，这样的“自证清白”，显然不能取信于人。

当地有干部群众提议，咸阳市成立新的调查组，将市政协人员排除在外，除吸收公安、纪检、检察等部门参加外，还应吸收捐赠人和媒体、公众代表，在完全透明的情况下展开调查。

是谁将捐赠文物“被保管”？

公众关注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捐赠后“下落不明”，脱离受捐赠单位20余年，市政协及相关公职人员应当负何责任，是管理不善还是失职渎职？作品是被“外借”还是被“私分”？是“暂时保管”还是“私人收藏”？这些关键问题都需要给公众一个明白交代。

调查组在通报中称，“另24件由崔德志与原巡展工作人员张爱丽保管”“某学会从咸阳市政协借走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6件至9件”。这种“保管”和“借走”的措辞，也引发公众质疑。

对此，调查组成员、市公安局警官耿向东对记者说：“警方通过调查得知，当年崔德志具体负责政协主办的于右任书法作品巡展，但巡展结束后政协欠他3万元经费，一直没有结算，最终政协同意部分作品由崔德志和张爱丽保管，等经费还清后再交还。”

对于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借走的作品下落，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核实之中。该学会老同志、当事人武建吉说：“这是学会第一届会长范明时期的事，学会确实借了作品用于展览，作品应当是9件，时间好像是在1988年，而不是调查组说的1991年。”显然，武建吉提供的情况与调查组的通报也有出入。

陕西建宾律师事务所段万金律师说：“在这起事件中，当事人利用职务之便，不管何种原因拿走捐赠物品，都涉嫌职务犯罪，应该由检察机关来办理。调查组出结论，弹性很大，缺乏法律主体，最后可以谁都不承担责任。”

同时，新闻发布会只是通报了122件书法作品的流向，没有向公众和卓登本人展示已查实的作品，也没有说清楚这些作品“被保管”、“被借走”的过程和细节。

为此，卓登说：“我很担心捐赠的书法作品被‘掉包’。因为我在追查文物下落的过程中，已经有干部说‘你捐的是赝品，要也没用’的话！”

卓登表示：“有关干部不被追究责任，文物部门不完善保护管理，今后谁敢把文物捐赠给国家？”

当地一些干部群众也不解地说，如果捐赠人不追查文物下落，这些文物很可能永远“被保管”和“被借走”。

针对上述质疑，田晓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市政协将根据最终的调查情况，按性质对相关责任人员启动责任追究。市政协以此为鉴，加强了文史资料管理，并分类归档、造册登记。

究竟还有多少“隐情”？

听说7月3日调查组要召开通报会，捐赠人卓登早早来到会场，但被调查组人员劝离。

卓登的代理律师秦涛告诉记者，根据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受赠人每年度应当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监督；捐赠人有权向受赠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卓登对记者说：“最该知道这批文物下落的人是我，不知道调查组为何偏偏不让我参加通报会。而且通报会对作品去向并没有讲清，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这些文物保存现状也没交代，不知道有人想掩盖什么？”

爱好文物的咸阳市民孙安也认为，调查组应当尊重捐赠人的知情权，否则很容易被怀疑“另有隐情”。

陕西省文物局干部胡林贵认为，“查明”作品流向并不等于还原事件真相。比如捐赠给政府的作品为何长期“保管”在私人手里，作品的件数为什么不一致，回收的捐赠作品是否被“掉包”等。对这些质疑，调查组表示对作品的真伪识别存在一定难度，这需要权威部门的鉴定，但是卓登当初捐赠时并没有进行鉴定，所以调查真相还需要时间和寻找证据支持。

记者查阅1986年《关于解决卓登一家转为城市户口的报告》，发现这样一段话：“卓登同志将于右任先生墨迹118幅和部分珍贵文物捐给国家……”这句话显示，卓登捐赠于右任作品仅一个月后，捐赠的122件书法作品就变成了118幅，那么另外4件去哪里了呢？调查组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称，警方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对于相关作品的流向目前正进一步侦查中。

田晓东对记者说，外界所说的“卓登所捐的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有误，应该是“于右任等人的122件书画作品”。调查组发现在卓登当时捐赠的清单上显示，他所捐122件书画作品中97件有于右任字样的条款，25件作品没有写“于右任”字样，其中写明“刘海天书”的4件、“公石书”的2件、“无款”的9件、“无名画”7张，还有未指名的“中画对联一副3件”。

鉴于上述种种疑问，究竟事实真相如何，公众期待有关部门尽快给出负责任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