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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就在中国高考生、中考生期盼“金榜题名”时，越来越多的高中、初中生加入了“弃考一族”的行列。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而今年预测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 21.1%。相关统计数据，也力证这波“弃考留学潮”的冲击力：今年中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不管是通过留学中介抑或直通车，还是以国际学校为跳板，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送幼小的孩子独自出国，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规划，也是一项巨大的风险投资。但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新富甚至中产家庭，依旧宁愿花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送孩子走出国门接受国外的教育。

伴随中国幼童留学潮的是第三波移民潮。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根据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第三波移民潮正悄然兴起，其主力转移到了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上。为避免把孩子孤身扔在海外，他们希望孩子能在自己的监护下完成学业，举家移民成了这些中产家庭的新选择。

百万考生弃考留学  

七月，正是千万中国考生和他们的家庭被大学录取的时节。

今年，却被去年那区区84万人的“零头”先声夺人，他们是“弃考一族”，无意去挤千军万马争过高考“独木桥”，更无须去赶“一毕业就等于失业”的悲哀远景。

84万人的数据，得之于这样的减法：2009年我国有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而其中报名参加高考的为750万人。今年，弃考人数更可能突破百万。

6月中旬，高考成绩公布后，坊间对广州没出高考状元另类解释为，“状元出国了”。同时，人们也不时听闻重庆等地个别学校，整班几十名学生同时出国上大学的消息。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公办重点高中，放弃国内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在增加。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发布的留学调查报告显示：出国留学生当中，15岁到18岁占了近三成。

中国的人文传统奉行由“家”而“国”而“天下”，留学却剪出三者之间的一条捷径，有人通过它绕道高考，直插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背后；有人欲通过它跨越中西隔膜，跻身具有全球化品格的世界公民。

其实，中国第一批清朝留学生就可称是低龄留学。自1872年起的三年间，经容闳提议，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多在10至16岁之间。这些娃娃们肩担洋务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的期许，在当时的舆论看来却更像是一桩赴蛮夷之邦的苦差。

斗转星移，如今的出国留学已是人人欲得之的香饽饽，从公派转为个人行为，更有父母不惜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接受世界名校的教育。

新东方教育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赴英美加澳读本科的学生数量持续增长，占到了所有出国留学人员的五成。而自三年前美国高中教育对中国学生开放始，低龄学生出国留学达到近年来的顶峰。

综合上海、北京、广东三地多家留学中介的数据，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铁了心要出国读本科的高二学生寇睿琦，已经寻觅一所美国高中的交换生机会多时。去年夏天参加“哈佛模联大会”巡游美国高校的记忆，还停留在她的鼻腔里：“你在校园，闭上眼睛嗅一嗅那里的味道，太不一样了。”

事先张扬的“弃考”

七月，校园操场上的野草还在兀自疯长，下一拨孩子接替前脚刚走的学长，也将迈入“毕业班”的行列。

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正焦灼地等待录取通知书，而高二学生则要为“文科还是理科”的选择挣扎。

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十一个班级，在这个暑假过后，将被分成两个预录取班和九个平行班，再以高考加试科目的不同，划分为物理、化学、历史、政治等班级。

从那一刻起，同学们就将与大学的专业录取、未来的职业取向、乃至人生规划对号入座。也正是在这个时段，“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是学生流失的高峰。”复旦附中教务处的徐老师说。

寇睿琦还在寝室里和同学们复盘这次期末考试，每当大家的答案相合，她都会大口喘息，作如释重负状。“睿琦，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虽然作为分班依据的此次考试结果，无以影响到她的高考起点，但这个女孩暗自较劲着“平均绩点”。申请高三赴美国高中交流学习，意味着由每一次平时考试牵动的平均绩点上下，都会关系到国外录取考官对她的评价。

寇睿琪的书架已经打包净尽，案头唯留一本被称为“红宝书”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词汇。在同一栋寝室楼里，有几张宿位已腾出了近一周。寇睿琦的几位同学干脆选择了休学，踏上各自的出国求学之路。陈之问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投考方向是英国牛津大学。

据陈的班主任胡小群介绍：今年他班上45位学生中，已有4位先后休学，选择放弃高考，转而准备留学国外。而这一比例在年级中约占20%，“很自然，人往高处走，我们的尖子生都以美国长春藤高校为目标”。

校方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放开高中生留学以后，复旦附中每年有四五十名学生，最终被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国外高校录取。近五年来，每年都有10%左右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报名参加高考。这一数据比上海市的平均比例高出了近三倍。

而在五年前，该校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还只有零星的十来人，且多由公派或校际合作的模式成行。

出国梦

寇睿琦的小学、初中阶段教育，是在河南完成的。为了投考上海“四大中学名校”之一的复旦附中，她早早就当上了“考试移民”。在高三分科的节骨眼，孩子却提出弃考留学的想法，让父母顺理成章的“复旦梦”破碎。

“如果不是来到复旦附中，我恐怕不会有出国读书的念头。”寇睿琦说。这两年间，不仅学前课后，常有国外的名牌高校前来设摊宣讲，每次一两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架起一面面花花绿绿的校旗，“能不看得我们心旌招展么？”再加之耳濡目染校友的留学经历，其中有一位甚至以哈佛大学中国招生负责人的身份归来。

在7月3日落幕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来自国外高校、留学中介和语言培训机构的招生人员，几乎言必称“留学要趁早，高中刚刚好”。

新东方在北美的独家代理机构、美国波士顿教育集团副总裁黄解释说：以他们运作韩国学生赴美12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留学生的低龄化倾向不可逆转，将由目前的本科、硕士为主，扩展到中学阶段。

而一些及早行动的父母，更是四处打听出国读小学、初中的情况。新加坡因为相对低廉的价格(学费每年1万元人民币)，贴近华人社会的严格管理，和毕业后充沛的工作机会，成为很多小学生出国第一站。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复旦附中、格致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出国留学比例已逼近1/4甚至1/3，出国“分流”，成了又一脉主要的学生流向。

“剑桥中心”等社会办学的留学培训力量，加入到对优秀生源的争夺当中。以上海实验学校剑桥中心为例，一年级新生入学标准，只比去年的上海中考市重点线低五到十分。

准备留学的低龄学生在常规教育以外，可选择的模式包括：“留学直通车”、国际学校和实验双语学校。

“留学直通车”，多是由办学机构与加拿大、澳洲的大学挂钩，以保证学生升学率，但这些高校的排名一般难以进入世界前50名的行列。国际学校，则按照教育部规定，只能接收非中国国籍学生。号称以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为模板的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等针对中国本土学生的国际化教育机构，开始显山露水。

“公立学校目前在这一领域内，只能是望洋兴叹。”一位校长感慨道。

在复旦附中的校园内，一枝月桂树之隔，便阻隔开了国内部和国际部的教学方式。小班制教育的国际部讨论课上，国际学生为了净化汽车尾气的排放方案轮番登台，而寒窗苦读的应考生们则纠结于机关算尽的模拟试题。树下，能听到楼内操着多国语言的国际学生嬉闹奔跑；抬头，却望不到他们黑板上轻松开放的讲解。

陈之问等准备出国的学生，听说学校的国际部打算在近两年开办国际文凭课程(IB)，曾想报读，但遭婉拒。

校长无奈地说：“像我们这样搞精英教育的学校，早就提出学生需要差异化培养。教育改革的本质也就是让课程能适应每一个孩子，让孩子能选择课程。但是，IB多好的一套课程，就因为历史课本对朝鲜战争的解读角度问题，公立学校一直没有获批使用。我们也只能把尖子学生往外推。”  

参照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三年后，国际教育机构将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办学力量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果教育质量不能得到提高，那么人才流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无可避免。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而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今年高考平均录取率是62%，而上海的高考录取率接近九成。2009年84万弃考生中有21%的人将要走上留学之路，在上海、北京等留学教育兴起较早的地方麓集，形成一个个隐于市的“弃考留学移民”群落。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