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书杰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穷，大家都穷，我家更穷。每个学期四元五角钱的学杂费，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放不下来。

那天周六放学，老师下了最后通牒：下周一再拿不来，就别上学了。回到家里，我带着哭腔传达了老师的旨意。父亲晚饭都没吃，就出去了。转了半夜回来，一个钱也没借到。周日下午我返校临走，父亲拿出一把黄烟，叹口气说：实在没办法了，家里就有这一把烟，拿去卖了，能交多少就先交多少吧。

我极不情愿地接过那把烟，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生性懦弱，怕见人，母亲常骂我是“窝里佬”。更何况，我哪有时间？我是在课堂上听课呢，还是上街头去摆摊？

周一上课前，老师的头一件事就是挨个问：学费带来了没有？问到我，我懦懦地说：“等下午……”

放晌学了，我连饭都没顾得上吃，急忙夹起那把烟，奔了街里。这是个一字街的小镇，沿街道北侧一排朝阳的房子，房檐下稀稀拉拉地蹲着几个乞丐一般的小摊商。我也找了块地盘蹲了下来，害羞地打开了那块包烟的布。然后就像小鼠那样蹬着小眼珠，仰着脸，看着过往的行人。遇到老头或老太太，就怯生生地问一声：大爷买烟吗？大娘买烟吗？可算有一个老头停了下来，拿起那把烟翻看着，慢悠悠地说：你这烟也没上好啊。我也不懂得什么叫没上好，忙不迭地说：“保证好抽，大爷您尝尝。”老头连价也不问一下，从兜里掏出大烟袋，从烟尘上捏碎了一点，装到烟锅里，点燃，吧嗒吧嗒地吸起来。我眼巴巴地看着他吸完了这袋烟，就像考完试等待老师判卷子一样，盼望有一个好结果。老头慢悠悠地站起来，慢悠悠地说：“你这烟也不好抽哇，连点串味都没有。”转身踱着方步走了。我无话可说，哭不得气不得，只好再等下一个光顾者。如此接待了好几个，也没卖出去那把烟。眼看时间不短了，得赶紧回学校去。

进了教室，同学们正上自习课。老师问我：怎么才回来？学费有了吗？我满腹委屈，眼泪都快淌出来了，向老师报告：“家里没有钱，给我拿了一把烟，叫我卖去。我卖了一晌，也没卖了……”我拿出了那把烟，老师接过来看了看说：“都快成秃刷帚了，卖给谁去？”停了一会老师说：“这把烟就卖给老师吧。”我听了，结结巴巴地问：“老师，您不是不抽烟吗？”老师叹了口气说：“是啊，老师不抽烟。我家也没有抽烟的，倒是有吃药的。唉！你也别怪老师催得紧，没办法……”

老师把那把烟拿走了，再也没朝我要学费。其实那把烟顶多值两元钱。

老师叫徐耀增，我的初二班主任，教我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