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才

程顺立先生向我推荐一部书稿，让我看看写得咋样，能不能出版。我和程顺立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长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于是我便认识了谷新耀以及他的书稿《野西瓜》。

初识谷新耀让我有点吃惊，不是他曾经穿过军装的军人气质，而是他对文学创作的痴迷精神。这种精神是三十年前我很熟悉的，从许多作者身上看到和感受到的狂热或执著。那时的作者几乎没有人计较稿费，甚至有许多人自愿不要稿费，完完全全出自对文学的热爱而忘我地创作，不少作者的创作是业余的业余，把创作当做一种使命。如今，不要说业余作者，就连不少专业作家，也很少动笔或者不见“银子”不动笔了。也难怪，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文字不自觉地就会染上商品属性。可是谷新耀却不然，他给我的感觉依然像三十年前那些作者：一样的单纯、一样的冲动，一样的热血沸腾而富有使命感。他说他想写，忒想写，不写出来睡不着觉，写的不满意连吃饭都不香。尽管他的本职工作很忙，但他却能忙里偷闲，常常灯下走笔而且乐此不疲。我理解，这是一种创作欲望，很苦却很干净，难能可贵。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印证上面的印象。《野西瓜》是一本以写人为主的散文集，其间有些作品也可以拿来当小说阅读。全书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亲情，涉及父子情、母子情、兄妹情，比如《父亲》、《野西瓜》、《大姐》等；第二部分写乡情，涉及故乡情、邻里情、朋友情，比如《圪针》、《根岳》、《海霞》等；第三部分写恋情，涉及初恋、婚俗、民风，比如《素婷》、《云琴》等。这些作品，写的是身边的人，说的是身边事，取材多为小人物、小事件，展现的却是人间至亲至爱的大情怀：亲情、乡情和恋情。正是这种对故土的怀恋，对亲人的思念，对恋人的追忆，才引发谷新耀不可熄灭的创作冲动，把心中所思所想的人和事，演绎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升华成永久的记忆。

生活的真实性，应该是这些作品的典型特征。阅读《野西瓜》，透过豫西一个偏僻山村的人和事，可以读出时代的印记、流年的变迁、人物行走的足迹、山村的生存状态以及大地的心跳。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这些一系列过往的时间符号，工分、粮票、布票、招工指标、商品房等这些涉及每个人生活质量的生存符号，都能在这些作品中找到其存在的环境和空间，听到其喜怒哀乐的碰撞和心音。生活是立体的，人物是多面的，故事是穿越时空的，因而才让人感到真实。比如写父亲，不光写他勤劳、耿直和厚道，也写他脾气暴躁、打老婆、骂孩子，既表现他男子自强不息的阳刚一面，也表现他粗野、狂躁、恶习难改的一面。同时，作者还把父亲的性格特征，放到时代环境的大背景下审视，写他被抓壮丁的无奈，写他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而挨批挨斗的委屈和不幸，进而揭示出人生坎坷、命运多舛的主题。这里作者摒弃了往常众多关于父亲题材的写作模式，不是歌功颂德、毕恭毕敬地树碑立传，而是既亮“家丑”又揭“伤疤”，反而把一个父亲形象写得更真实、更生动，读来栩栩如生，过目难忘。作品中的类似人物还有不少，比如《圪针》中那个破衣烂衫、满街跑着插科打诨的“笑布袋”；比如《老晕》中那个经常蹲在石墙边晒太阳，娶个傻老婆连孩子都会压死的老晕；比如《根岳》中那个用蘸了水的麻绳打得老婆离婚，又渴望与年轻貌美的女知青结婚而最终却打了光棍的根岳；还有四庆和海娃等一系列人物，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又各有各的秉性和不幸。把这些人物串联起来，俨然一群活生生的雕塑，每个人身上都有典型的标志，或强或弱，或喜或悲，都是一个生命的音符。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者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拘泥于生活的原型，而是对生活素材进行合理的剪裁和加工，通过时间与空间的转换、情节与细节的穿插、叙述与描写的交织等多种艺术手段，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彰显故事的奇特和独特，从而达到了以较短篇幅塑造完整文学形象之目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称，操着生动的豫西方言，常常三言两语，就能写景传神。

现实生活中，敢说实话是需要勇气的。文学创作中，能说真话是需要胆略的。生活的真实是一种品格，文学的真实是一种境界。

说实话，讲真话，这便是《野西瓜》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