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有源格律体白话诗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白话诗运动，虽然还没有被一种新的文化景观所替代，但似乎已经进入了回撤和静止期，在下一个浪头涌起并被命名之前，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平和期做一个冷静的回顾或盘点。

当我们回首这十多年白话诗的创作历程时，我们的目光无法绕过白话诗阵营里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曲有源，凭借这十多年诗艺上的精修苦练和与之相对应的诗歌创作成就，他为过去的时代，为白话诗史，树立起一个不可颠覆的里程碑。

《曲有源白话诗选》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他继续在白话诗的创作技巧上盘桓。这个时期，我们一直为他在原有创作轨迹上的偏离而感到忧虑，担心他因为对形式过分追求而走火入魔，成为为技巧而技巧的虚无主义。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另一种形式的大量新诗——格律体白话诗显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明白，原来他在潜心地从事着一种文体的修炼，在这段沉默的时间里，他已经悄然完成了诗歌创作技巧上的蜕变。十多年来，他不仅在孜孜探索怎么写的问题，同时也在以相同的力量和心智探索着写什么的问题，当两个问题成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在他的诗里实现了和解与兼顾，便意味着他用诗回答了人们对他的诘问，同时也意味着他的诗进入了一种逼近艺术本质的难能境界。

诗，始终是最古老而神秘的法术。从古老的诗经开始，到萨福，到荷马史诗，到后来的唐诗、宋词，诗歌一直都是打开人们心灵、情感和审美愉悦的大门。但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有一种断语：新诗的诞生地就是传统的断裂处，言外之意，新诗或白话诗是一个完全抛弃了汉语诗词传统的品类。在这种定论的误导下，新诗长期与传统自觉决裂，拼命地扯住西方诗歌的燕尾服角，一路效仿下去，真正成了一个没有名姓的混血浪子，从而也部分地丢失了诗所应有的功效。

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无法彻底摆脱它的母体文化而健康成长的，包括我们的新诗，虽然借助处来的形式，摆脱了古典诗词的格律与框范，却始终摆脱不了面对古典诗歌高峰时不敢正视的羞怯与尴尬。

也就是说，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不能不在形式上有所约束。曲有源的格律体白话诗首先解决的就是诗歌的形式问题。之所以要称作绝句体白话诗，就是因为他在他的白话诗写作中自觉地继承了传统诗歌短小、规范、凝练的外部形式和起、承、转、合的构建机理，同时加载了高密度的东方智性和个体上的性灵以及艺术方法等要素，使诗在与文学传统对接以及与本土文化融会过程中，重新获得了神秘的力量。

不可否认，当诗人成批成批地制造着传单一样的“工艺”诗时，诗人曲有源突然在这里擅自抬高了新诗的标尺，不能说不是一种“逆流而动”；然而，当我们真正走进诗歌文本，并进行一番认真的比对、考量之后，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批诗歌的出现，不仅仅是对原始意义上的白话诗甚至是对整个汉语新诗的一个超越。当诗人曲有源把诗的叙述空间从没有边际的广场和街市收缩到一个规范的舞台上时，诗，这个古老的艺术品种神奇重现了它优雅、高贵的艺术品格，在有限的维度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简单与复杂、大与小、智性与感性的整合与辩证。对于一个爱诗的人，真的有理由为新诗朝向经典化的迈进而击掌相庆了。

曲有源格律体白话诗的成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成功，同时也伴随着内涵的丰富、思想的深刻和美学意义的现实。

诗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事物，“诗歌乃是少数天才从生命和心灵中放射出来的智慧之光”（于坚语）。所以关于诗，只能靠点燃诗人个体的性灵去修炼。而一种文体的修炼，并不是哪一种单一的理论能够解释和覆盖得住的，诗原则上拒绝学习，拒绝理论。曲有源的诗更是这样。曾有人提问，这样的一种诗歌形式是不是要为新诗创作提供一种范本。我想，这只是一种猜测和想象罢了。曲有源做这件事的时候，只是做给自己，只做给诗史，根本就没有考虑要做给任何模仿者，因为他所做的是一个极致，是一个异数。诗和任何艺术都是因人而异的，两个人一起拿笔在纸上画，一个叫做涂鸦，另一个就叫做绘画。白话绝句体诗，这种形式也许只适合于曲有源自己，如果有人一定按照这个样子写，十之八九会闹个白话绝句体，而唯独不见了诗。至于评论界和所谓的理论，我更是持保留态度。本来理论就是从作品中来的，一般的评论只相当于拿一个诗人去评说另一个诗人，而用一个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理论去评说曲有源的这些诗，就更加无厘头了，因为这些诗一开始就是独特的，就不是按照哪个派或哪个理论体系制作的。而我，也只是依据诗人的诗，从文本出发说一点个人感悟。

诗是一个悖论，所有的艺术都是关于大与小、简单与复杂、局限与无限悖论。曲有源的诗之所以能够从一般意义上的白话诗中独立出来，并获得了自己的品格和品位，正是因为他参透了艺术的真谛，并尊重和遵循了它的规律：“戴着脚镣跳舞”。

格律体白话诗的探索和实践，也是曲有源为自己设置的难度和风险。因为有很固定的形式要求，且空间容量又限到很小，成则凸显出诗的精细高深，败则容易造成内容的简单、空洞。好诗坏诗一览无余，无法藏拙，更无法蒙混过关。这样的趋势并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它正是我们长期所期盼的。也许从此，诗真的就不太好写了，因为他的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难度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