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岁月的诗性缅怀

——评杨志学主编诗集《新中国颂》

罗小凤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诗刊》2009年9月曾推出一期“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诗歌名篇珍藏版”专号。专号的面世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故而促使编者杨志学与出版社合作，将此内容编成一部专题性典藏诗集《新中国颂——中外朗诵诗精选》，呈现于读者面前。此书在原专号的基础上增加了九位外国诗人和五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对部分诗人的编排位置做了适当的调整，使整体构架和体例更趋合理。杨匡汉先生对本书有如下评价：“本书所选作品，兼顾历史影响和文本价值，表现了可贵的‘筛选’眼光。内容的编排也颇具创意，尤其外国人歌唱新中国的作品，给人以不同寻常的感受。”（见该书封底推荐语）这样的评语对这部书来说是无疑恰当的。

文献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倚重是《新中国颂》的一个亮点。六十年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虽是沧海一粟，但诗歌这面镜子所映照的历史影像与现实片段却不可小觑。面对卷帙浩繁的诗库，编者不辞劳苦地潜入各大图书馆的书架间，翻阅那一摞摞泛黄的书刊，从中搜寻出与新中国有关而又具有史料价值和编选意义的诗歌文本。对于出自不同版本的同一首诗，编者竭力寻找最初最原始的版本，如柯仲平《我们的快马》选自《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号，郑振铎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选自《文艺报》1949年10月第一卷第二期，胡风《时间开始了！》（长诗节选）选自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林庚《念一本书》选自1950年12月9日《光明日报》，等等，这样便打通了时间的隧道，再现了诗歌文本的最初历史面目。而对一些已无从查证最初出处的诗作，编者则以权威版本为准绳择定诗歌文本。此外，选集中的许多诗都保留了诗歌原始版本上的小序，如王老九的《歌唱三户贫农》、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节选）、朱英诞的《古城的风》、陈志昂《麦穗》等，这些作品的小序或交代创作背景，或陈述创作目的，或自诉诗之由来，多则数百字，少则三言两语，均重现了诗歌创作时的历史场景，颇具现场感和感染力，具有明显的文献价值。

与此同时，编者并不降低诗歌筛选中的审美标准。长期以来，主旋律诗歌的审美价值遭质疑，历史的诗与审美的诗彼此仿佛泾渭分明，但《新中国颂》的编者敢于迎接挑战，“既尊重历史，考虑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也尊重艺术，掂量其文本在今天还能拥有的美感与内在含量”（见该书序言），严格把持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标准。如李瑛的《天安门上的红灯》，诗题虽有“天安门”、“红灯”两个带有政治寓意和公众化色彩的意象，但诗人并没有停滞于直接抒情层面，而是从个人化视角书写了内心对“天安门上的红灯”这个具体物象的独特感受，如“亲爱的，我不想走／我想看天安门上的红灯。／我想起故乡，关于它／曾有许多美丽的传说”，诗人以个人性体验为基点，逐渐升华到对祖国的爱，主旋律的诗思与诗艺的审美价值糅合得恰到好处。

在内容编排上，编者独具匠心，设计、划分了五个大的板块，从不同侧面完成对新中国的礼赞。第一板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让读者重返60年前新中国成立伊始举国欢庆的历史现场，如郑振铎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诗人反复呼告“中国人像一个钢的巨人似的／雄健地站立着”、“我们已经是恢复了力量的山荪”、“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重现了中国人冲破三座大山之枷锁后的扬眉吐气；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一诗写于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刚刚闭幕之时，真挚地表现了一个民族求新生的艰难历程，歌唱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徐迟《在明亮的眼光下》、朱子奇《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等诗都传达了万众欢腾的喜悦和诗人的纯真。第二板块《北京——我心中的城》中的诗再现了诗人们对祖国首都北京的热爱，诗人把满腔爱国激情凝聚于具体地理坐标上的一座特殊的城市，主题相同而手法各异。《四海涛声·外国诗人歌唱新中国》则选录了国外诗人对新中国的祝福与歌颂，从另一个视角再现了四海宾朋对新中国的深情厚谊。

编者还从民族大家庭的理念出发，编排了维吾尔族、白族、朝鲜族、土家族、满族、蒙古族、彝族、藏族、傣族等少数民族诗人歌唱新中国的优秀诗作，如藏族饶阶巴桑的《步步向太阳》、傣族康朗甩《北京的诗篇》、满族胡昭《军帽底下的眼睛》等。

这本诗选所具有的珍藏性，无疑是对当下这个快餐文化泛滥的时代，诗歌由文化殿堂中的至尊地位而滑落边缘境地的一次强力冲击与反拨。《新中国颂》以纸质媒介的方式承载了厚重的思想与美好的文字，点燃了人们的爱国热情。这种纸质媒介的精品，不同于通俗歌曲的快餐式消费，它可以被长久地保存、阅读、品味、传播，无疑颇具珍藏性，是打造文化精品的一次有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