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法章

4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粗布书包，来到村办小学念书。我就读的学校地处穷乡僻壤，师资力量本就薄弱，再加上不久之后出现的“文革”乱局，教师队伍更是青黄不接。在诸多老师中，只有尚老师和李老师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我入学的第二年，尚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尚老师名鹤翔，人如其名，温良儒雅。他大概有三十六七岁，说话轻声细语，对学生从未大声呵斥过。那时学校与其说是读书育人的地方，倒不如说是刀兵相见的战场。师生分成两派，你斗我，我斗你，谁占领的地盘大，谁动员的学生和家长多，谁就可以“占山为王”。李老师是某造反派组织的掌门人，为扩大队伍，曾多次动员在师生中极有威望的尚老师入伙。然而，任凭李老师磨破了嘴皮，尚老师丝毫不为所动，哪个派别也不参加，始终保持中立。

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上，多为领袖语录，再附加一些批判文章。尚老师曾私下对我说，毛主席著作要学，但其他文学作品也要看。当时能够说出这种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那时文学经典已被当做封建糟粕付之一炬，就连《红岩》《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也遭到批判，难觅踪影。记得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尚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心翼翼地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开红色封面，里面却是一首首手抄的古代诗歌。尚老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现在实在找不到可读的课外书了。这是我凭记忆抄写的古代诗歌，你拿回去好好读读吧！”在这册“手抄本”里，有李白的《静夜思》，也有孟浩然的《春晓》，还有柳宗元的《江雪》以及广为流传的“锄禾日当午”……尚老师不但在每个字上面标注了拼音，还在每首诗的后面写下了注释说明，并配上了形象鲜明的插图。白天上课时，我用心地去读毛主席的“老三篇”，到了晚上便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从“手抄本”里汲取着文学的营养。

尚老师为人和蔼，从不与人计较长短，但有一次却因为我，与李老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与同班同学大乾上山为生产队的牛打草。路过山坡旁一块红薯地，我俩好奇心顿起：红薯苗已栽上几个月了，不知现在有没有结果？于是我们挑了一棵枝叶肥大的红薯苗，小心翼翼地扒了起来。而扒出来的红薯根上只是结了零碎的几颗如花生大小的果实。当我们正准备把扒出来的红薯重新埋入地下时，突然听到身后炸雷般地传来一声喝问：“你们在干什么？！”我俩扭头一看，原来是同校读书的五年级学生黑蛋。望着黑蛋刀子一样的眼神，我俩百口莫辩，嗫嚅着不知说什么是好……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黑蛋却向已担任一校之长的李老师告了密，并添油加醋地说我俩每人偷了一大篮集体的红薯。李老师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对我俩展开批判。放学的路上，我俩吓得哇哇大哭，我们毕竟才是七八岁的孩子啊！我感到万般委屈：从我记事起，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要热爱集体，宁肯饿死也不能侵占集体的财产。父亲是生产队干部，掌管着生产队粮仓的钥匙，在处处闹饥荒的年代，父亲宁肯吃野菜啃树皮，也从未私自动用过集体的一粒粮食。在学校，我每次都被评为“五好”学生，可一夜之间我怎么就成了一名“坏分子”了呢？

尚老师去找李老师求情：“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孩子，他们毕竟年龄小不懂事。再说我已经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应该给他们改正的机会。”但李老师固执己见。尚老师火了，几乎是吼叫着对李老师说：“如果非要巡回批斗他们不可，我也陪着我的学生挨斗！”在尚老师的据理力争下，李老师只好作罢。是年底，尚老师便调离了我就读的小学。

尚老师调走后，一直没有他的音讯。1978年12月，我应征入伍。时值南疆战事正紧，亲戚朋友很为我担心。但由于部队地处海岛，交通不便，信件往来十分困难。忽一日，我收到一封落款为县教育局的来信，字迹非常熟悉。拆开一看，原来是已调入县教育局工作的尚老师从学区那里意外得知我参军的消息，又辗转打听到了我的通信地址。想不到时隔十余年，尚老师还依然牵挂着他的学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能够收到敬爱的老师充满鼓励和热切希望的来信，怎不令我分外惊喜和感动！自此以后，我们便一直保持着联系。当我遇到失意坎坷时，是尚老师给了我一次次热情的鼓励；当我迈入人生的坦途时，又是尚老师不断给我敲响警钟，使我能够低调做人，谨慎处世。尚老师不但是我知识的启蒙者，也是我人生的领路人。

几十年过去，很多世事都已化为过眼云烟，但我对尚老师的感念之情却愈久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