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从山东叫来，要你做我的口述历史，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我们的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跟上时代，不然的话，稍微一疏忽，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学术界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要做哪些工作，我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清楚，也不知道。但有一天非弄清楚不可。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一定不糊涂。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个原则，我多次强调过。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时候说，不敢说（山东土话，意为不好说）。

叫你来，是口述我的历史。口述历史，现在，在学术界也是很时髦的，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来想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士”，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而无法下笔。我也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也无法如愿。

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

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我觉得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就是“侠”和“士”。

“侠”字，西方语言里没有，据说日文里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侠”字是中国特有的。侠一般被认为是好人，仗义疏财。一个侠，一个士，祢衡骂曹是士。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不能等同于士。

蔡德贵：我星期天要在山大附中讲儒家文化与道德，您讲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主要讲您的孝亲和尊师。孝亲您经常提的，您讲过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讲您对老师尽弟子之谊，把尊师做重点。

季羡林：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孝亲？孝亲很重要。因为“五四”运动以后，批孝批得很厉害。有个名字忘记了，哦，叫施存统的人，实施的施，存在的存，总统的统。这个名字不敢说，不要写了。他批这个孝，认为孝是罪大恶极，一无是处。

蔡德贵：当时有市场吗？

季羡林：当时恐怕是有的。那时候人的脑筋，“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解放，思想走到极端。

蔡德贵：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季羡林：影响到什么程度，那我就说不出来了。儒家的重点思想是孝，就是一定要和儒家的孝挂钩。现在应该大讲孝道。那一年（200年）我回故乡，我特别到我父母亲的坟上，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有人，马景瑞就说，这个做法不妥当。我说，我故意，大张旗鼓，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敢提孝，我就偏大张旗鼓（反潮流）。我认为把孝与儒家糟粕放到一起，是完全不正确的。

蔡德贵：我们去年到临清，也到您父母的坟上，和钱文忠一起三跪九叩。

季羡林：当然咱们中国的《孝经》，有一些是过了头的，当时也不能用，现在更不能用。比如王祥卧冰，冬天父亲母亲要吃鱼，身体把冰融化了，再钓鱼。卧冰是身体把冰融化，再捉鱼。

蔡德贵：您在临清磕头反应不是很强烈。

季羡林：“五四”总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有时候过头了。过头就是把孝与儒家的糟粕并列，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还是，第一是爱国，第二是孝亲。现在更要孝亲。

蔡德贵：现在不孝顺的人挺多。

季羡林：这个也没有社会舆论，这就不成。所以更要提倡，所以我把爱国摆在第一位，第二就是孝亲。

蔡德贵：这八个字，您还没有专门写文章。

季羡林：文章我没有写，可是给别人写字。（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八个字），我起码写了几百张了。

蔡德贵：您提倡奥运会要把孔子抬出来。香港孔教学院的汤恩佳博士非常感动，说能不能联系一下，他特别想来拜访您。这个影响是他自己永远也不能达到的。他一直想来拜访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他多年来在大陆捐赠了大概几千万元的孔子塑像，非常大的气魄，他74岁，为推广孔子思想不遗余力。山东大学的孔子像也是他捐的。他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允许，来拜访您。他认为孔教，这个教，是教化之教。他与您观点不完全一样。他认为是孔教，孔教的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有教化的意义。

季羡林：也用不着那么解释，（孔教）就是宗教，唐代那就是宗教。儒、释、道三教，堂而皇之地叫宗教。这无所谓。

蔡德贵：他认为，大陆对孔教有贬低，孔教就是挖掘孔子思想的教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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