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启龙

1918年，他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人家。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看到母亲捧着一本叫《红楼梦》的书出神，连从她身边经过都没发觉。他感到很好奇，不知这书究竟有什么魔力。

后来，他上了南开中学，也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何对那一本书如痴如醉，他甚至还产生了要英译《红楼梦》的想法。1947年，正读燕京大学的他，试探着写了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文章恰被胡适先生看到，异常高兴，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先生共给他写了6封信，探讨红学问题。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从此走上了漫长艰辛红学研究之路。这一走就是六十多年，长达半个多世纪啊。

1948年，他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一部红学划时代作品的重要专著”。该书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着再版三次，当年的研究者们几乎人手一册。这是红学史上首部文史哲综合学术论著，也奠定了新中国“新国学”的坚实基础。

因为《红楼梦》，他由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调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由“红”变成了“黑”：1968年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别人都说他，“成也红楼败也红楼”。然而，无论包围在溢美之词中，还是饱受他人的呵斥拷问，所有的一切都没改变他对红楼的敬畏，对艺术的忠诚。即使是在“五七”干校，每日劳动之余，他依然没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读红楼，写体会。

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坎坷，他二十几岁双耳失聪，后又因用眼过度，两眼几近失明，可他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殚精竭虑倾注于学术研究。如今90多岁的他右眼视力仅为0.01，写字时脸几乎贴在纸上，写着斗大的字，看文章时，还要用一只高倍的放大镜。可是老人依然每天工作，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先后撰写了《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红楼夺目红》等几百万字的红学专著。他就是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周汝昌。他涉猎广泛，厚积充实，以红学研究为主线，在诗词、书画、音乐等诸方面都有了很深的造诣，并独具特色。

人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可选择之后应是无悔的付出。周汝昌在生命起程的那一刻就找准了前行的目标，有了方向的引领，让他一次次拨开云雾，在生命的征程中用一生的时间朝着心中的圣殿稳步前行。可整个路程并不是寂寞的，因为他收获了生命春天的同时，也收获了夹岸桃花，一路风景。

摘自《中国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