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第三位就是胡适。胡适的课我没有听过，不过他的书，我读的是很多的。后来我到北大来的时候，他是校长。胡适那个人，是“我的朋友式”的人物。他的口头语是“我的朋友”，他也真是像我的朋友。有一次，我给你说过这个故事，我在他的校长办公室，进来一个学生，学生显然是地下党员，而且跟胡适很熟。进来以后，他说胡校长，延安哪，传来信息，请您不要走，请您做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笑了一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家，信我吗？

蔡德贵：人家信我吗？

季羡林：人家就是共产党。后来，胡适，那时候邓广铭是他的秘书。

蔡德贵：邓广铭也是山东人吧？

季羡林：嗯。邓广铭是山东老乡。他告诉（我们），蒋介石在南京搞总统选举，扬言说要胡适当总统。我们都不相信，蒋介石是干吗的啊？他是大流氓，他掌权，怎么会让胡适当总统呢。哪有那么回事啊？而胡适真有点信，很幼稚。

蔡德贵：胡适这么幼稚。

季羡林：有一年旧历十二月，北大校庆怎么（的），北大校庆，我搞不清楚，在十二月中旬，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是十二月中旬，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了城啦，我们就讲，校外炮声隆隆，我们说是为北大校庆放礼炮，庆祝北大校庆。后来，外边的机场去不了了，在东单，东单现在看不出来了，东单原来啊，有一块空地，飞机在那里可以勉强起飞。东单。现在看不出来了。

蔡德贵：胡适就是从那里走啊？

季羡林：胡适就是从那里起飞到南京的。走了以后，我们有过争论，他走得对不对。他走的时候，我们当然认为他不应该走。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让我们这些主张不该走的人改变了主意，认为他走得好。要不走，有两重身份，一个是批判的对象，就是从学术来讲，批判的靶子，胡适是最好的靶子。

蔡德贵：实用主义是他特别提倡的。

季羡林：另外一个，就是1957年的右派。他要不走，如果不划右派，那才怪呢。所以，我们后来认为他走对了。我到台湾以后，不是有一篇文章吗，《站在胡适之墓前》，那时候当然没有讲得那么详细，那个心情就是，认为他走得还是对的。离开北京以后，到台湾，他就来往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当时他还在研究《水经注》。有一点，他不是研究《水经注》么。

蔡德贵：已经入迷。

季羡林：入迷的这个例子，我也说过。有一次，北京图书馆袁同礼，他是馆长。袁同礼，那时候首都在南京，他俨然是北京的南京政府外交部的代表。只要有外宾来，他都请客。

蔡德贵：袁同礼是双重身份吗？

季羡林：不是外交部，那是我们给起的，外交部没有那么个代表，只要有外宾来，他就请客。图书馆反正有钱。胡适到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被围城了，他派专机到北京接人，他有个名单。名单里接的有很多人，首要的是汤用彤。

蔡德贵：那个名单有没有您？

季羡林：我当然不够资格，那时候我是个小毛孩子，不够格的。大概有汤用彤、徐炳昌，还有马衡，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胡适在南京机场恭候，与老友见面。结果飞机一到，名单上有的，一个也没有去，名单上没有的，毛子水倒去了。听说胡适当时大哭，哭了一场。那时候，北京旧知识分子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共产党我们不了解，但是国民党我们了解啊。怎么能跟他走呢？

蔡德贵：结果名单上的一个没有去，就是毛子水去了。毛子水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吧？

季羡林：毛子水走了，北大图书馆馆长。那个人也不能说是学者，也没有什么著作。

蔡德贵：他的名气还是很大。

季羡林：名气不知道啊，北大图书馆馆长也是个人物啊。到后来我们到台湾，胡适在台湾的墓，那个字都是毛子水写的：胡适之先生之墓。胡适这个人，我们说，他当然反对共产主义，可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骂共产党。国民党他倒是骂过，他说“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不是说“知难行易”吗？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主要就是针对孙中山那个的。后来我们认为他走得对，理由就是，一个是批判的靶子，一个是1957年的大右派。

蔡德贵：他走了以后，照样批，空对空批判了一通。

季羡林：后来空对空，批得不少啊。

蔡德贵：我们学习过批判他的材料。

季羡林：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这么个身份。

蔡德贵：他对员工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