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亮

胡适有着广阔的胸襟，这种胸襟促使他帮助了众多有需要的人，就连政见不同者，也莫不是待之以诚、以善。

1931年1月17日，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文学家胡也频，在上海被国民党秘密抓捕。翌日，胡也频从捕房中带出一个便条给沈从文，要他联系胡适，设法营救。沈从文见到胡适后，谈了很久。尽管胡适当时正在为缓和自己与国民党当局的紧张关系而焦虑，感到对胡也频“无法援助”，但还是奋笔疾书，让沈从文带着自己的书信到南京去请蔡元培想办法。

1933年5月14日，丁玲也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沈从文闻讯后，撰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寄往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编发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来电告诉胡适，并无丁玲被捕之事，还强辩说“万目睽睽，绝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胡适却不予理睬，照样将沈从文为丁玲鸣不平的文章大胆刊出。

其实，胡也频也好，丁玲也罢，与胡适的信仰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一样，但两人身处危难之时，胡适都能顶着当局的压力，尽量予以营救。书生本色，仁者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以上两例，还不足以证明胡适的胸襟非同一般，那么，他与千家驹的交往，为我们测量胡适的“容量”又提供了一把有力的“尺子”。

1930年，胡适在北大任文学院长，千家驹是北大法学院经济系学生。那时，千家驹思想非常“左倾”，是北大有名的“活跃分子”，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宣言便是他起草的。宣言强烈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还曾给千家驹带来了牢狱之灾。这样一个热血青年，显然对“保守”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没有好感。所以，在北大读书期间，千家驹从来没有去听过胡适的课。

可是，1932年夏，胡适无意中读到千家驹的《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十分赏识。之后，得知千家驹将要毕业，正为工作发愁，便主动把他介绍给了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陶孟和与胡适是旧交，胡适推荐的人才，当然放心。可听说千家驹在北大“很不安分”后，陶孟和开始反悔。胡适却这样解释：“捣乱与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不会捣蛋的不一定做得好研究工作，会捣蛋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你们是一个研究机关，怕他捣什么蛋？”胡适的“高论”，陶孟和勉强接受了。事实上，千家驹确实是匹“千里马”，在调查所的第二年，就写出了颇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中国的内债》，还着手翻译《资本论》。

1935年，胡适再次主动引荐千家驹去北大兼课。当时的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千家驹是“左倾”，资力又浅，大力反对。可胡适本着加强北大力量、爱惜国家人才的精神，又托付校长蒋梦嶙，竭力斡旋，不遗余力。最后，才由北大毕业的千家驹一夜间成了北大经济系教师。

胡适虽然十分爱护千家驹，但并没有纳千家驹为门人弟子的想法，更不以门户之见要求千家驹。两人往来，胡适从不拿自己的政治思想强加于千家驹。相反，胡适还特别尊重这位晚辈。前文提到的《独立评论》，在当时颇有影响。撰稿人多为国内名流，像千家驹这样的年轻人，要是有幸在上面发文章，就好比攀上了高枝。但当胡适向千家驹约稿时，千家驹却因胡适在激进青年中的“声誉不好”，不愿署真名。对此，胡适毫不介意，千的来稿，不易一字，全文照登。

胡适的胸襟，令人感佩！

摘自《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