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在北京798艺术区，有一家“熊猫慢递”店，专门提供信件投递服务，但是，它不讲究“快”，强调的是“慢”：投递的时间由寄信人自己决定，可以是1个月后、1年后，甚至10年后或者更晚。慢递小店开张1年多后的今天，已经有两万多封信被郑重地托付在这里，等待着投递它们的那个特定日期的到来。

在罗马街头，有一伙人拿着秒表和计速器，看见谁步履匆匆，走得太快，就上去劝阻，说你走得太快了，对身心健康不利，不符合慢生活要求，请你放慢步伐，好好享受生活。

在日本东京银座有一家著名的“慢餐馆”，播放着舒缓的音乐，侍者都是脚步缓慢的老人，餐馆鼓励食客细嚼慢咽，吃得越慢越受欢迎，吃得太快要受处罚，吃得慢了，有加菜奖励。

今年11月，“国际慢城会议”将再次召开，江苏省高淳县有望成为中国第一个“慢城”。“慢城”，是指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要求必须反污染，反噪音，支持绿化和绿色能源，支持传统手工方法作业，没有快餐区和大型超市等。目前，全球已经有24个国家的135个城市获得“慢城”称号。

这些都是时下正在流行的“慢生活”的一部分，在大多数人紧赶慢赶地追逐着时代节奏的同时，有些人却在刻意地将自己的生活变慢。在他们看来，“慢生活”是一种潇洒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是一种科学的奋斗，是对人生的高度自信。“慢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更稳固、更妥切、更持久的发展；只有“慢”下来一些，才能获得生活的真谛，享受到更多人生的乐趣。

我们崇尚“快生活”已有几十年，其带来的副作用愈来愈明显。因为长期生活在“快生活”中，目前中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快生活”也使文化发展趋于粗鄙化，使文化市场上充斥着几无内涵的图书和低俗的影视娱乐节目。近日某媒体的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确信自己生活在“加急时代”，“疲于奔命”成了多数人的共同感受。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卫生组织曾有调查：每年全球有190万人因劳累猝死。

快生活和慢生活是相对的，我们需要的是有节制的快和有效率的慢，特别是在今天大伙都急吼吼、慌不择路地向前疾奔的时候，适当地让生活慢下来，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因为我们知道，行动缓慢的乌龟，是长寿的象征；生长缓慢的松柏，是梁柱之材；慢条斯理的恋爱才能地久天长，“一夜情”、闪婚之类，来得快去得也快。慢工细活的建筑，才可能耸立百年，那些以“跃进速度”问世的建筑，则只能沦为“楼脆脆”、“桥脆脆”。 字斟句酌的书籍，多有传世之作，《史记》写了13年，流传了两千多载，《红楼梦》历10年之功才写成80回，至今还是热门书，“红学”爱好者遍及天下，而那些日产万言、著作等身的高产作家，却从来没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

当然，“慢生活”并不是支持懒惰，“放慢速度”也不是要拖延时间；“慢发展”也绝对不是要甘居人后，更不是一味地不讲效率。让生活慢下来，是为了确保发展的方向和平衡，是为了张弛有度，保持健康的身心，是为了享受更多的生活乐趣，是为了让人生更加精致细腻，也是自我落实的最实际的“以人为本”。

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是打冲锋一样，忙忙碌碌，稀里糊涂，急星流火地走完人生之路；还是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从容淡定地在生活之路上徐徐前行，每个人都在选择。在这里，特别需要记住约翰·列侬的一句话：“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