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注册还有两天了，我们还是没找到。上午，愚谦要到香港大学图书馆去还书，我也跟着去了。看样子，我们真的要到香港大学随便拉一个欧洲人了，管他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鼻子长得大一点，头发黄一点，能做证婚人就行了。中国有句谚语“无巧不成书”，又是上帝巧安排吧！愚谦的一个好朋友、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系教授、帮助愚谦修改硕士论文的克劳斯·斯特尔曼，正好利用假期时间在香港查资料，竟然在大学图书馆里碰上了。愚谦惊得张开嘴巴，两眼发直，几乎晕倒。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克劳斯的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在那天还带了花来参加我们的结婚注册仪式。克劳斯，这个普通话说得比广东、上海人还标准的德国第一大好人，还用说，当然是我们女方的证婚人。他感到非常骄傲。在香港，我们还认识了由上海移民过来的一家人，他家的儿子博比在慕尼黑西门子公司工作。注册那一天，他的一家也都来了。此外，还来了三个通过小李认识的香港朋友。一个小小的结婚注册仪式厅挤满了人，这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主持人是注册处处长。他先用英文，后用普通话作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接着是交换戒指的仪式，我们成了正式的夫妻。当天晚上，我们把所有参加注册仪式的朋友请到了“北京楼”用餐，那几个参加仪式的香港朋友，立即改口半开玩笑地叫我关太太，我才发现，这简直是在做梦。

用餐以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走，他们都表示要陪我们到住的宾馆去，我觉得很奇怪！其实他们已经喝了不少酒了，难道他们想到宾馆去继续喝酒？我于是轻轻地问愚谦：“吃饭不是完了吗，他们为什么不回家啊？”

“这是中国人风俗和礼节，叫做‘闹洞房’。客人们要到新婚夫妇的房间去逗他们取乐，不让他们睡觉。”

确实如此，这些不速之客来到我们的完全没有布置的新房，又吵又闹，又开玩笑。有些玩笑，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却一点也没听懂。但是这个中国婚礼习俗，我是亲身体验了，觉得很有趣味。这和德国完全不一样。德国的婚礼晚宴，亲友讲话敬酒，然后跳舞到天亮。“闹洞房”我从来没听说过。

经过三周的东南亚旅行，愚谦拖着疲惫的身躯回了德国，我真恨不得和他一起回汉堡。为什么我们又要分开呢？就是因为学讲中国普通话？在台湾短短地住上半年，就能学好吗？

宾客盈门

在台湾半年，几乎天天接到愚谦的电话。愚谦告诉我，我父母对我们在港的登记结婚，事先不告诉他们，非常不高兴。我知道自己理屈，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台湾给他们带上最好的礼物来赔罪。

回到德国，对我最感兴趣的，倒是那些华人朋友们。他们都想知道我的中文到底怎么样了。我一开口，就用中文跟他们说长篇长篇的台湾故事，结果他们个个目瞪口呆，愚谦惊讶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我们的家永远是宾客盈门。我的一个朋友柯丽娜问我：“你怎么受得了？”其实我也很好客，习惯了。常来我们家访问的人是大学生、大学同事，也有不少大学以外的朋友。大部分人是我们邀请来的，也有事先来个电话，打个招呼，个别也有推门而入的。总之，几乎所有的德国学汉学的学生都到我们家来过，在我们家吃过饭。

我很欣赏愚谦的大度，我也很欣赏这种很随便的、没有烦琐礼节的热闹。那么多的来客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它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这儿的家和我过去的家完全相反，我的父母是非常不好客的人。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来人越来越多了，这样的快速发展使我们的家庭出现了危机。最开始，愚谦对所有从中国来的人都敞开大门。大陆来的商人、作家、画家、教授、记者、机关干部都听说在汉堡有个大陆人家，很好客，他们于是闻风而至。久而久之，我吃不消了。愚谦也发现，长此下去受不了，他于是逐渐把范围缩小到文化界人士。没想到，其中一些人二三十年后都成了名人了。

愚谦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特别友好，有的给予专门照顾。例如，他们来到汉堡，我们给他们提供吃住，逐渐在国内就这么传开了。在我的日记本上，我都记录了谁曾经到过我们家，住过多长时间。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翻阅过去的日记，都会不相信自己那时会有那么多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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