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了整整三十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和过去一样，没有提高，这样的革命意义何在？”愚谦摇着头，咬着牙批评着。

我们的中国的陪同不知道把愚谦放在什么位置上好。他说着那么清楚的普通话，显然是北方人，而且他用的语句完全是大陆的文绉绉的语句，当他们问愚谦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也支支吾吾，不能够清楚地回答。这更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问长问短。是不是他们对他引了疑心？或者已经对这个谜一样的客人向上级汇报？我们简直太轻率大意了，怎么能够这样做出回国的决定来？愚谦也开始感觉到，这次旅行对他来说，很不自在。晚上，他也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离开旅馆外出走走，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的亲友们写几封信。

“这有什么用？他们又不会回复你？”我说。

“我相信我在德国发出去的信件，肯定经过检查，家里人甚至收不到。在国内发出去的信件就不同了，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

他一共写了五封信给他的亲友，四封寄到北京，一封寄到上海，在信里他留下了香港朋友的地址，也就是我们在香港住的地方。两天以后我们终于平平安安地回到了香港，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但是愚谦的精神忽然消沉下去。我问他是怎么了？他说：“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竟会把中国推入这么可怕的境地。你没看见吗？看不到什么笑脸，人人无精打采。”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从泰国短期旅行回香港，愚谦忽然看到了一封由北京寄来的信，还是家里来的。十一年了，他没有接到一封家书，这封信对他来说有如至宝。他用发抖的手拿着这封信回到了卧室里。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还是让他一个人慢慢地读吧。没过几分钟，我忽然听见了一声大叫，就立即冲进了卧房，只见他坐在床上，两眼发直，脸上布满了泪痕，手里拿着那封信。

“怎么回事啊？”我问他，“信里写了什么？”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忽然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我冲到他的前面，边抚摸着他的头，边问着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句话不说，头也不抬起来。

“你可以念给我听吗？”愚谦摇了摇脑袋，轻轻地说：“我亲爱的母亲已经不在人间了，她在半年以前逝世了。”此外还有另外一些消息对愚谦的打击更大。“文革”期间，他的哥哥迪谦被红卫兵认定协助愚谦出逃，为此蹲了六年的监牢。他的姐姐敏谦也受到牵连，被宣布为反革命，送到农村去劳动。他的一个在上海的叔伯姐姐两次试图自杀，因为她的先生被认为外国派进来的特务，并被关入了牛棚。

“天啊，他们是为了爱国才从美国读书回来的。”愚谦说。

“那你的儿子呢？有消息吗？”

“没有，只字未提。也许不知道他在哪里，也许不愿意告诉我。”

从那时候起，愚谦好像变了个人。他结束了家里例行的茶话会，上课也无精打采，弹琴、拉小提琴都提不起兴趣，成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啊写啊。这样的时光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他和他的儿子、姐姐、哥哥、父亲取得联系为止。

接外甥女到德国

198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朋友、学生、同事到中国去，有的去学习，有的去短期教书，每次我们都托他们带点礼物去给愚谦的亲人。一个老师要到北京的一个德国学校去工作几年，将要运一集装箱的东西，在这个集装箱里还有点位子，他问愚谦有点什么东西要带去，愚谦想了想，决定把我们客房里的沙发当作礼物送给他的姐姐。我太了解愚谦了，他常常眼睛扫一扫我们家的客厅，只要能送的，都送给了从中国来的朋友，或是让他们带回去送给中国的亲友。已经送出去了三个照相机，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电视机，还有各种衣物，他认为我们家东西太多了。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愚谦得到了他的外甥女朱蕾（他姐姐关敏谦的女儿）的来信，信中说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混乱，她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未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国家最近作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凡是高中没有毕业的人也可以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至于需要补充知识就得自学。可惜朱蕾只差几分没有通过，只好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在一个木材厂工作。她爱祖国，希望好好读书，问我们能不能把她接到德国来读书。回国后，她希望能作翻译或者德文教员为祖国服务。她这辈子一定会好好报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