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愚谦颇为犹豫不决。“这个女孩子我一点也不了解,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她才八九岁。”愚谦摇着头无奈地说,“我倒是真想把我儿子接出来,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还活着吗?但最好不要问愚谦这样的话。
“你外甥女是怎么想的?没有中学毕业证书,就想到德国来读大学,这是不可能的。”
“也许她可以到大学去做旁听生吧!”愚谦说,“我可以去问问德文系的同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或者我们把她送到私人的语言学校去。”我说。
“学三年?”
当我一想到把愚谦的外甥女接出来,给她付学费,给她买保险金,给她零用费,也许还要另外给她租房子,我的心就立刻提起来了。如果不给她租房子,和我们一起住?我们哪有地方给她住啊!
“你能拒绝帮助她吗?”我问。
“不行,她是我姐姐唯一的女儿,我们得帮助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帮助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学习是一种道德观念。我们这个家庭属于一个大家庭,我的叔叔不是也帮助我受教育了吗?不行,我欠我姐姐太多,她为我受到了苦,我一定要帮助她的女儿。”
“你欠他们太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对此负责任。文化大革命把人们弄得都要发疯了。”
“可是我姐姐一定不这么看。如果我不逃离中国,在我姐姐和哥哥身上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姐姐敏谦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总感觉她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女人,是吗?”
“敏谦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愚谦说“她比我大四岁,我从小就得听她的,她经常带着我出去,譬如说上教堂啊,参加唱诗班啊。”从愚谦嘴里我知道,敏谦在读中学的时候是虔诚的基督徒,到了大学,先后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且为了正义走上街头,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虽然她在政治上很活跃,但她仍然是全班最好的学生之一。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她先是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来调到全国妇联。
“这样说来,看样子我们要帮助你姐姐的女儿了。”
“慢着,我得先写封信回去,问问我姐姐,同不同意她的女儿出来。”
不久,朱蕾又来信了,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她接出来,并说母亲支持她的愿望。而姐姐敏谦写得很含蓄,她说,“自从我的大儿子患白血病逝世以后,我不希望再丢掉一个孩子,那我简直活不成了。”
为什么她说她会丢掉一个女儿呢?她只不过出来念几年书啊。她是不是怕女儿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当然这种事很难说,不能说百分之百有保障的。我心里打了一个问号。
“如果她在德国找了一个男朋友呢,那怎么办?”我问愚谦。
“那么她也要把他带回中国去。”愚谦说。“不然她妈妈怎么受得了?”
我越来越希望有一个中国亲戚在我们的周围生活,这一定是很有意思和刺激的事。对愚谦来说,也是一个安慰,这样他可以少想家了。
我给朱蕾及时回了一封信,那是用中文写的,我花了好几个钟头,费了不知多少精力,总算用中文正楷把它写完了,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中文信,写给愚谦的外甥女,也就是我的外甥女了。我希望更多地了解她,希望更早地见到她。我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答,她给我寄了她的照片,介绍她自己,并且表示了对她的一个外国舅妈的敬爱。
为了让朱蕾到汉堡来,愚谦腾出了他的工作室给她住,他问我: “我以后到哪去办公呢?”
“在卧室。我们可以把卧室隔成两层,上面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下面是你的办公桌。”我说。
儿子关新来信了
一天晚上到吃饭的时间了,愚谦还没有回来,他还在大学干什么呀?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打电话给他,他还在办公室里。
“你怎么还不回家啊?饭菜都做好了。”
“我马上回来。”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我。
“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
没有这两个字他说得那么轻,更让我觉得太不正常了,莫非他在大学受到了什么气?
大学离我们家很近,骑自行车只要几分钟,不一会儿他真的回来了。脸色苍白,两眼红肿,我惊讶得连手里拿的饭菜盘子都差点拿不住了。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