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愚谦颇为犹豫不决。“这个女孩子我一点也不了解，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她才八九岁。”愚谦摇着头无奈地说，“我倒是真想把我儿子接出来，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还活着吗？但最好不要问愚谦这样的话。

“你外甥女是怎么想的？没有中学毕业证书，就想到德国来读大学，这是不可能的。”

“也许她可以到大学去做旁听生吧！”愚谦说，“我可以去问问德文系的同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或者我们把她送到私人的语言学校去。”我说。

“学三年？”

当我一想到把愚谦的外甥女接出来，给她付学费，给她买保险金，给她零用费，也许还要另外给她租房子，我的心就立刻提起来了。如果不给她租房子，和我们一起住？我们哪有地方给她住啊！

“你能拒绝帮助她吗？”我问。

“不行，她是我姐姐唯一的女儿，我们得帮助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帮助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学习是一种道德观念。我们这个家庭属于一个大家庭，我的叔叔不是也帮助我受教育了吗？不行，我欠我姐姐太多，她为我受到了苦，我一定要帮助她的女儿。”

“你欠他们太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对此负责任。文化大革命把人们弄得都要发疯了。”

“可是我姐姐一定不这么看。如果我不逃离中国，在我姐姐和哥哥身上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姐姐敏谦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总感觉她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女人，是吗？”

“敏谦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愚谦说“她比我大四岁，我从小就得听她的，她经常带着我出去，譬如说上教堂啊，参加唱诗班啊。”从愚谦嘴里我知道，敏谦在读中学的时候是虔诚的基督徒，到了大学，先后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且为了正义走上街头，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虽然她在政治上很活跃，但她仍然是全班最好的学生之一。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她先是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来调到全国妇联。

“这样说来，看样子我们要帮助你姐姐的女儿了。”

“慢着，我得先写封信回去，问问我姐姐，同不同意她的女儿出来。”

不久，朱蕾又来信了，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她接出来，并说母亲支持她的愿望。而姐姐敏谦写得很含蓄，她说，“自从我的大儿子患白血病逝世以后，我不希望再丢掉一个孩子，那我简直活不成了。”

为什么她说她会丢掉一个女儿呢？她只不过出来念几年书啊。她是不是怕女儿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当然这种事很难说，不能说百分之百有保障的。我心里打了一个问号。

“如果她在德国找了一个男朋友呢，那怎么办？”我问愚谦。

“那么她也要把他带回中国去。”愚谦说。“不然她妈妈怎么受得了？”

我越来越希望有一个中国亲戚在我们的周围生活，这一定是很有意思和刺激的事。对愚谦来说，也是一个安慰，这样他可以少想家了。

我给朱蕾及时回了一封信，那是用中文写的，我花了好几个钟头，费了不知多少精力，总算用中文正楷把它写完了，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中文信，写给愚谦的外甥女，也就是我的外甥女了。我希望更多地了解她，希望更早地见到她。我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答，她给我寄了她的照片，介绍她自己，并且表示了对她的一个外国舅妈的敬爱。

为了让朱蕾到汉堡来，愚谦腾出了他的工作室给她住，他问我： “我以后到哪去办公呢？”

“在卧室。我们可以把卧室隔成两层，上面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下面是你的办公桌。”我说。

儿子关新来信了

一天晚上到吃饭的时间了，愚谦还没有回来，他还在大学干什么呀？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打电话给他，他还在办公室里。

“你怎么还不回家啊？饭菜都做好了。”

“我马上回来。”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我。

“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

没有这两个字他说得那么轻，更让我觉得太不正常了，莫非他在大学受到了什么气？

大学离我们家很近，骑自行车只要几分钟，不一会儿他真的回来了。脸色苍白，两眼红肿，我惊讶得连手里拿的饭菜盘子都差点拿不住了。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