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过去后，再也没有听到施魏克特的消息，我也把这件事置之脑后。80年10月，愚谦忽然接到中国驻波恩大使馆的一封来信，但他没有把它打开，而是随手丢在桌子上。到了晚上，我发现那封信，就问：“你为什么不打开看看？”

“还会有什么好事？只会惹我心烦。”

“那我替你打开，你同意吗？”我们从来不拆开对方的书信，这已成了习惯。他点点头。

“喂！愚谦，大使馆同意让你去中国了！”我忽然激动地大叫起来。

他一把抢过信，读到：

关先生：

近接国内有关方面通知，同意发给你去中国签证。今寄上表格两张，请你和夫人填好后，连同护照寄来我馆办理手续。

领事部

1980年10月30日

接到那封信，愚谦悄悄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没说，足足有几分钟，我才发觉，一股热泪从他的两颊慢慢地流了下来。我完全能理解，为了这封信，他等了多少个春夏秋冬，等白了他的少年头，十三年了！

当然,我和他的心情完全不一样，我高兴得像第一次远行的孩子，现在终于可以看到愚谦的亲戚了。我开始盘算起什么时候启程，带什么礼物给中国的亲戚。我的父母和姐姐一家都为此高兴万分。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愚谦，也不怕他把我拐走了。

你说哪有那么巧，也就在这个时候，科尔哈默出版社的总编辑从其总部斯图加特市打来电话：“关博士，我明日去汉堡，可以到大学来拜访您吗？”

“当然可以。欢迎您来！”

“为什么他一定要到大学来找我呢？”晚上愚谦纳闷地问我。

“大概他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在大学教书。”我说。

第二天下午，科尔哈默出版社的总编辑施魏克特博士准时来了。正像我所说，他就是来证实愚谦自荐的情况是否属实。只坐了几分钟，他就问道：“您的家离大学远吗？”

“不远，开汽车就两分钟。”

“那太好了，我们走吧！”

施魏克特总编看到了我们的藏书，从他的谈吐中感觉到，他对我们很是满意。当他知道大学一放假我们就要启程到中国去时，更是十分高兴。他要求我们在三个星期内拉出写作大纲，然后就和我们签合同。

施魏克特总编一走，我高兴地和愚谦拥抱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将意味着：第一，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来；第二，凡是到中国去旅行的人，都会人手一册，我们会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第三，如果这本书卖得好，我们可以有一笔丰厚的收益。

夫妻双双把家还

一阵紧张的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隔了几秒钟以后我才清醒过来，我是睡在香港一个女朋友家的卧室里。躺在我旁边的愚谦睡眼惺忪地说：“几点了？”一阵铃声过后，接着又响起了阵阵敲门声，我看了看闹钟，忽然大吃一惊，什么？九点了！

“我们要误了火车了。”我大叫起来。这个时候，愚谦也完全醒了过来，他猛然从床上跳起，冲到大门，把小李让了进来。愚谦和小李把我们昨天几乎花了一夜收拾好的七件行李一件件地搬到楼下去了，两个箱子，两个大旅行包，一个大纸箱——里面装着电视机、一个网兜和一个装杂品的相当大的塑料袋。

这两天来，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我们几乎把香港的商品买走了一半。它们都是送给中国亲戚和朋友的礼物。 最初我还以为愚谦说的是笑话：“我们不直接从德国走，最好绕道香港飞往北京，这样，送亲戚的礼物都可在香港买，那里的东西要比德国便宜很多。”

我那时心里一直在怀疑，我们真的需要带那么多东西回去吗？我在德国的家亲戚少之又少，和叔伯姐弟也很少往来。当我看了看他写的该买些什么东西的纸条，单单亲戚的名字就有好几张纸，我才发现我这个中国家庭实在太大了。我们在汉堡的中国朋友们也都替愚谦说话，隔了那么多年第一次回中国，必须要带礼物回去，不然很不近人情。实际上已经有些亲友来信提出要国外的东西，譬如说，他的一个表姐夫给我们寄来了一封信，要求是：一架最现代的M5型莱卡照相机，一个大屏幕20英寸的彩色电视（在这以前我还不知道电视机是用英寸来计算的），还有一个四个喇叭的半导体收音机，最好是德国货。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我们到汉堡大学去拿两份大学申请书，以便他的女儿以后可以申请到汉堡大学来。愚谦看了这封信非常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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