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位陌生人也许更不自在，他大概在想，如果他不提起车厢很脏，也许就不会发生争吵吧！女列车员进来了。送来了三个带盖子的瓷杯放在长条桌上，问道：“你们要茶叶吗？”愚谦一下买了好几包，也准备请军官喝。她刚离开包厢，那个军人就跟了出去，轻轻地问列车员：“别的包厢还有空位吗？这个车厢对我不太合适。”

“您可以到隔壁的包厢去，但是那里已经坐了三个人了。”

这个军官立刻接受了，向愚谦点了点头，就消失在门外。

是他反感外国人呢，还是愚谦说话太冲呢？为什么他不正面看我一眼呢？不过，我们两个人可以单独在一个包厢里，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别一回来就开始批评这，指责那，”我用德文对愚谦说，“在一个包厢里有个外国女人，他已经不习惯了，还得听你的唠叨。我看他是看不起外国人，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

火车继续慢慢地向前匍匐前进，不时呜呜地发出笛鸣声。虽然包厢门窗都关得紧紧的，但煤烟味还不断飘到我的鼻孔内，像这种烧煤的老式火车头，德国早就不用了。愚谦又四顾了一下包厢说：“真奇怪，这种包厢我太熟悉了。五十年代我就常和苏联专家一起坐它。一点也没改变。”

“不可能吧！三十年的老车，现在怎么还会用它。”我说。

“不！就是这种车。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还有东德制的标志。” 这个车厢已经老得掉了牙，说明中国进步得太慢了，大概这又触动了愚谦的心思，他忽然低下了头沉思不语。

和愚谦认识了有十年了，他这张脸我太熟悉了，他的每一丝每一毫的脸部动作，我几乎都能猜出，他在想什么？可是现在我忽然对他的脸感到陌生起来。什么东西触动了他？是不是他发现他的故国不但未变，而且越来越破，心里很难过？是不是他在想，一个浪子十三年前逃亡出去，现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切依旧，人也未变，那么什么在等待着他呢？他害怕了，还是……要是他又重新看到了自己的故里，忽然决定留在中国不走了，那我怎么办呢？我想起我母亲曾经警告过我的：“有一天他想回国，你怎么办？你难道跟着他回共产主义的中国？”我反驳她说：“他从中国逃出来，怎么会回去？”现在，他不是回来了吗？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不会的！他是不会在中国留下来的。他在汉堡有他喜欢的教书职业。不过要是官方强迫他留下来呢？我们就这么回北京，是否太天真了。

愚谦是1968年，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时，因政治原因逃离中国的。他的逃亡是那么的惊险和离奇，实际上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如果没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在支持他，他是很难跑得出来，来到埃及的。

“让我们喝点茶吧。”愚谦见我也不说话，就建议说。

愚谦喜欢喝茶。在德国，别人喝啤酒和白酒时，他总是喝茶，特别是绿茶。他常常教导我，绿茶可以让你安神、冷静、调气，也可以使你保持苗条。我本来不相信这些话，但自从我和中医中药打交道后，我就完全相信它了。

愚谦忽然不说话了，两眼直愣愣地。

“你在想什么？”我问。

“没什么！”

“你一定在想，到北京以后，别人怎么对待你。”

“你真了不起，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过去的同事和领导听到我要回来的消息后，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特别是那些曾经整过我的人。当我现在想起他们所写的‘打倒关愚谦’的大字报的时候，都会起鸡皮疙瘩。我倒是很想知道他们现在还会不会刁难我。”

“会刁难你？”我听到此话像给雷劈了一下似的。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这种想法。“‘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谁还敢再来刁难你？”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他很不自信地摆摆手，安慰我说。

如果他真有了问题，我该怎么办？即使他过去的同事不找他的麻烦，他的家人又会如何反应呢？尤其是那些因他出走而受牵连、受迫害的亲人。

我非要向公公下跪磕头？

“亲爱的旅客们，我们很快就要抵达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一个很友善的女声通过广播喇叭向大家介绍北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它的名胜古迹。这个死气沉沉的车厢因为她的声音突然活跃起来了，各个包厢关得紧紧的门突然一个一个地打开了。